潘采夫：彭宇最终承认撞人 若在美可被判5年

中国人做伪证很少被判罪 “头上三尺无神明”

潘采夫：我反对您这样批评媒体。

李菁：对，你是媒体出身的。

潘采夫：对，咱们都是干媒体的实际上。

窦文涛：你叛逃了？

潘采夫：对，暂别。实际上是我觉得可能是叫舆论上的这种反转或者这么容易被影响、被操弄，就是每一波的新证据出来的时候，就马上转头来一波道德的攻击，它未必是指的主流媒体或者说有品质的媒体这样做的一些东西。我看的有很多其实是互联网的言论和论坛上的来影响了大家的说法。而大体的就传统媒体的这个报导还相对来说克制的，因为吃过亏。

窦文涛：吃过什么亏？

潘采夫：就是像“彭宇案”，就各种讹诈，所谓的讹诈或者说扶们的那种悲剧的亏。就是你会发现，“彭宇案”，还后之后的每一轮都让媒体很被动，我们下判断是错了。结果又反转了，我们刚才的认错又错了，最后彭宇最后喊了几年冤，最后说是我撞的。

窦文涛：这事儿最后彭宇说是他撞的？

潘采夫：对对，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媒体已经不关注这个事情了。

窦文涛：那如果是彭宇撞的，这要按咱们这西方法律来说，彭宇有罪。

潘采夫：这个我觉得他的罪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名叫伪证罪，伪证罪我查过中国的法律，实际上很少有人在这种民事官司里边因为伪证罪入狱之类的。但是你如果在美国，你在民事官司里边，如果你有伪证罪，你最高可以判五年。

窦文涛：对，这还不用西方，我在香港活了几年，我就知道这个提供虚假证词，这个香港人都有这个很强烈的概念。你像咱们觉着你说，包括这个女大学生，还目击证人，我要找目击证人，谁出来说我看见了，我看见。这才香港人可不敢轻易说，你必须得是，要不然你本身就是伪证。

李菁：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窦文涛：妨碍司法公正。

潘采夫：您生活的香港跟美国是一体的，叫英美法系，就是你要把说放在圣经上，说是我面对圣经发誓，我如果说了假话，我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在重要的这种压力面前，很多人是不会乱说话的，就像什么水门事件，还有克林顿案，里边克林顿就说了一句假话，比较重口味的，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结果就最高法庭就开始一遍一遍地传唤他，差点让他下台。实际说假话。

窦文涛：咱们是神州大地，现在是头上三尺无神明。

潘采夫：对对。

窦文涛：你看咱们经常，但是头上三尺无神明，咱们到最后老是说，人在做，天在看。你说咱们觉着这真信有这天吗？

潘采夫：天经常康德不是说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吗？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一个宗教性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心里边又没有一个道德律在看着你，你都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你就乱套了。我们近年来的什么毒馒头、毒奶粉，毒什么，毒那个的。费孝通经常会解释叫什么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说二三十里以内的乡村中国，因为大家都认识，馒头不会去给你下假的，因为大家一辈子生活在一块。但是中国人往往是离开他熟悉的土壤之后，到陌生环境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公共道德、互相伤害这一类的，他就觉得他受不到惩罚。

窦文涛：没错，所以当年温总理就一直让我们要抬头看头上的星空，结果一抬头看不见。

潘采夫：对，有雾霾。

窦文涛：都是雾霾。你看我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心理学家说的一些个事儿经常被人反对，因为就觉得你们拿这个对人心理的一种解释替代了好像法制应该解释的问题。可是我最近看俩心理学家讲的这个事儿也真是，我觉得值得一提。一个就是那个李玫瑾，她上次在这儿讲这个医疗事故，然后她提到一点，后来也有一些观众批评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可是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她的意思，你能明白她实际她想讲什么，她是说，她说这个很多医疗事故，比如医患冲突，她说她觉得呢有的时候就是说中国人，有一些中国人吧他们就是不肯认命，你明白吗？她的意思是说，她说你比如说我要是在美国，我有时候见着外国人，撞死了或者什么的，到最后你看吧，他反正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最后他就接受，或者医不活了，死了，手术。他们就是接受这个死亡，他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谈到了哲学层面。当然，我觉得她用这个来解释医疗事故这么复杂的问题，可能有点简单。可是你看，还有一个我前一阵看一个心理学者叫武志红，他就说这个碰瓷的吧，也不叫碰瓷的，就是说老太太或者假如真有老人讹人的话，明明人家是救你的，为什么说有老人说就会讹他，是你撞的。他的分析是一方面呢可能有贪财、要钱，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解释，他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的心理里边有一种喜欢怨，喜欢归因。你看他就说，咱们从小教育孩子，孩子在椅子上撞倒了，你看妈妈怎么样，都怨它，打打它，打打它，是吧？就是说他就说我们包括这老太太，你看平常咱们家庭生活也是，夫妻俩，最爱互相埋怨。自己摔倒了，都是你不帮我看着点，或者说都是你，你怎么不提醒我。所以他就说，会不会这样一种条件反射的习惯，一有了事儿就怨身边人，我为什么摔倒了，我为什么摔倒，你在我旁边，就怨你。

潘采夫：这句话在哲学上被凝练成叫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李菁：我在想用中国乡土话叫冤有头、债有主，是吧？

潘采夫：有人就已经高度凝练的概括了。

窦文涛：咱们有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咱喜欢怨无头、债无主，但是我也就是要归因，我不能怨我自己，我就得怨你。

潘采夫：对，不接受命运对自己的安排。

窦文涛：对，就不认命。

潘采夫：对，很多西方的家长，你比如我们看电影什么之类，他的孩子可能就是被别人给打死了或者什么之类的，他最后在法庭上说我原谅那个孩子，就是我原谅施凶的那个孩子。我的孩子可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可能就是上帝的安排，我们不愿意让那个孩子再遭到我们孩子一样的命运，我们请求法官对他放轻或者对他之类的。你就会感觉到刚才就解释了刚才你说为什么不找债主，是吧？这就是命运，可能宗教对人心灵的抚慰或者说洗涮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功效，让你平和下来。

李菁：你看那个，我觉得比如说那个希腊神话，它其实包括古典的那些悲剧，它不停地在讲，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讲到那个，比如说医疗事故，其实很多我觉得为什么他不能接受，其实很多事情它都会有一个概率，就是比如说你的手术失败、成功，即使是最好的，比如说成功率是99.9%，那你也有点0.001失败，但是谁都不愿意这0.001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就会。你看咱们很多医疗冲突，他都会为什么是我承担了这个0.001的这个概率，那肯定是医生的问题。所以，这个你说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就是他对科学这个认识问题，还是一个宗教的，当然了，我就说他如果有宗教来支持他，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命运的安排，那你就坦然。但是我们现在可能还缺乏这种东西来作他的精神支撑。

潘采夫：精神领域可能是这样。

窦文涛：咱们是不是有一种讨债的这种。你看包括因果报应里，过去我听老和尚讲，就是过去解放前那些杀猪的，他杀猪，他都要说一句，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来我不宰，你向吃的去讨债。他要把这个怨，怨有头，债有主，就不怨我。

李菁：到阴间去找他算账，是吧？

窦文涛：对。

潘采夫：还有一个道理是什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二来头，这可怨不得我。

窦文涛：你就看有时候咱们这个出了事儿新闻发布会就是跟我没关系，他，都是他。

潘采夫：可能跟社会整体的情绪不平衡有关系。

窦文涛：你这个说的是。

潘采夫：对，所有的人，每个阶级或者每个阶层或者每个群体都觉得我被别人辜负了，而不是我占了别人便宜了或者这样的，没有感恩的心态，只有一个被亏欠的心态，都觉得我是吃亏的那一方。

窦文涛：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你说这个真是让我挺有体会。你见过那个常年守在医院ICU外边的那些人吗？那些人什么人都有，城市里的，胡同里的，农村的，郊区的。你知道里边有病人，可能很长时间，然后后来外边的这个人互相熟了，你就可以看到人性的某一个面，你知道吗？你就发现这就像那种胡同里的聊天，他就开始跟人家打听，因为我有过这个经验，我就发现你知道他们聊什么，他就比如说怎么老是你来呀？你们家不还有俩孩子呢，怎么不来看老人呢？那儿媳妇呢，那儿媳妇好像也很少来。你知道吗？他们好像时刻在想，从你的故事里寻求一个对于人性黑暗的证明，这个社会就是人心不古，这人心就是忒坏了，你觉不觉着有这种人？

潘采夫：有，我在《中国之声》晚上做夜新闻的时候，它有个片头，我每次都求着他们换掉，说女患者我给了他两次红包，一点事儿不干，然后医生说我每次都会怕别人把刀插在我的心口上，每天播出这种片头。我觉得这是一种戾气四溅的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出来呢？

窦文涛：对，就是你刚才讲的，我就觉得这媒体有没有责任吧，就是说你看咱们做记者的过去讲有个概念，叫点和面。

李菁：对。

窦文涛：刚才咱们还在聊，这个扶不扶老人这事儿能成为一个事儿，在《彭宇案》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也有。

潘采夫：肯定。

窦文涛：甚至说美国、英国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它是有的，个性化事件肯定有。但是你看你得承认是媒体把它从点变成面，因为你一报导它就变成是一个面上的事儿。但是一旦变成面上的事儿，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了，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大家就喜欢把这事儿，要不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喜欢把社会往坏里，就是说一定就是这个老人碰瓷、讹人，你看往往喜欢这样的归因。

潘采夫：对，觉得这个节目的调子真好，特别正面，正能量哈。

窦文涛：正能量。

潘采夫：对媒体的在这一类事件里边的负面作用，我其实也一直很痛心，我觉得李菁老师说她也很痛心，实际上就是你对负面的扩散是没有根据往往。你如果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你需要总结反思的东西，以期待它未来能变得好一点，这是可以的。但我们的扩散效果往往是把坏的扩散完之后，后边收了，就是你再做出一个补救的，说《彭宇案》我做错了，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没了，就是人们没有一种社会责任说我能够提炼出一件东西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一点。而是说我们大家都来说吐槽，都来吐槽，这样互相取暖。我这句话说的。

窦文涛：不是取暖，也许是互相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