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我接触过中国最高层 近20年对中国的预测都准确

张维为：中国有太多人不自信让我不可思议

张维为：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一直是强调，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田桐：谦虚。

张维为：非常谦虚的。我们现在我觉得是自信不够，这个还有大国小民的心态，实际上所有的国家，从最大到最小，都把你中国当成大国。我们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国。

张维为：这个占中爆发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错误的运动，失败的概率百分之百。

现场观众：维稳的开支上，超过了军费的开支。

现场观众：像徐才厚，我们也看到周永康。

现场观众：可不可以用战争来加速改革？

张维为：这是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

田桐：哦，这是第一次。

张维为：是第一次，是1985年8月26号，这个印象特别深。

田桐：第一次会不会很紧张？

张维为：还可以，我属于，不是属于这个容易紧张的人。那么当时这个是津巴布韦的总理叫穆加贝，然后他是到中国来，那么他总是怀疑，我们这个改革开放，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那邓小平跟他解释。这个会谈非常精采。

田桐：我们也知道，您游历了很多的国家，也采访到了很多高端的精英，但是您本人也是，和很多草根呐、百姓啊，进行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所以可能也更完善了您的理念和您的看法。有没有一些在跟百姓和草根交流过程当中，特别有趣的一些观点？

张维为：我自己也是草根出身的。我是在上海，过去当过三年工人，真的在社会最基层，所以我跟草根接触，我没有任何的隔阂。我这住的这个小区，我们的这个保安、楼扫，物业打交道，我跟他们了解情况，聊聊天。坐出租车跟司机也聊聊，商店买东西也可以聊一聊。然后在餐馆吃饭，跟服务员也可以聊。可以了解很多信息，我非常相信这种，我叫做常识判断。就是基于常识的判断，那么你做社会科学研究，甚至人文科学研究，一个是你需要一些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或者民调，来掌握这个社会总体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你可以就是通过这种，直接和老百姓接触，来了解民生的情况。

群众：国外跟我们中国来比起来。

群众：我们吃的啊，对，比美国人吃得好吗？

群众：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现在一党制不好。

群众：社会阶层是越来越固定化了。

群众：这个国家没有信仰。

张维为：中国机遇太多太多了，基本上十年一个周期，傻瓜都发财了。

张维为：他吃这个盒饭，确实比美国中产阶级吃得好，美国是靠嘴巴子演讲，讲演讲得漂亮，什么都不用干，最后就当选。这个当然是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

田桐：那您希望从他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哪些讯息呢？

张维为：我关键是要了解，就是我们对中国这个整体的判断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媒体，都是负面新闻为主的，我觉得这是不真实的。如果有一个负面故事，至少有五个十个正面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界，一定要脑子换一换，真的。这个我昨天刚看了一篇文章，你知道就是美国一个最大的网络那个新闻媒体，叫《Huuington  Post》《赫芬顿邮报》，是现在世界上此时为止，最大的一个网络报纸。它的主编叫Arianna  Huffington，她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这个的，就是它过去媒体的哲学都是，如果它流血，它就是头条新闻。头条新闻都是这样，吸引人，抓眼球。但是她说我们现在这个哲学是，where  is  working，就是它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把它报道出来。而且她明确的说，这个正能量为主，这更有新闻价值。特别是现在是这个移动互联网，你看好了，真的负面新闻，人家转的没有正面新闻专的多。这是新的变化，所以我们很多媒体人还没有发觉。

田桐：我们在您的演讲当中也看到，您强调的是中国自信，您为什么要呼吁出这样的呐喊的声音呢？

张维为：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内，有很多人太不自信，特别是我们的知识阶层和媒体界，有相当一个比例的人不自信，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不能理解。

田桐：所以我们现在要有的，就是您说的中国的话语权。

张维为：对。

田桐：而且还有这种传播力？

张维为：对。

田桐：那我们怎样做到把中国的话语权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呢？

张维为：我想首先是在传播之前，你自己有一套这个话语，把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讲清楚，然后把别人的体制也讲清楚，用自己的话语来讲，不要用它的话语来讲。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把中国的事情，把世界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说得我们中国人也能听懂，老外也能听懂。而且可以用这个话语来分析，不仅是中国，可以分析美国，可以分析欧洲，可以分析香港，可以分析台湾。这样讲清楚之后，你就会获得很多的自信。

田桐：您的呼吁我们都感受到了，但是呢，我们应该客观的去分析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自信和自负中间的那一道红线？

张维为：我觉得可以感受出来的，就是自信是基于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成绩的客观的评估，我非常清楚，我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至于自负呢，我觉得是中国实际上这一点它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一直是强调，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田桐：谦虚。

张维为：非常谦虚的。我们现在我觉得是自信不够，这个还有大国小民的心态。实际上所有国家，从最大到最小，都把你中国当成大国。我们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国。

田桐：可是在我们有的时候出了国门，去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呢，依然觉得国外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的了解太少了。

张维为：对。

田桐：那么您觉得怎么样去打破这样一种屏障，把现在中国真实的发展面貌和场景展现给更多的人？

张维为：我觉得实际上因为现在中国的出境的人数，作为一个最大的这个游客的输出国，我们每年处境人数已经超过1个亿了。那么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我不敢说每个人，相当大比例的中国人，出去之后都能够客观的介绍，这个迅速发展的中国。我想就能够获得一种比较客观的了解。但是我还认为就是关键的关键，现在最主要不是如何说服老外，因为这个对我们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说服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媒体界，我们天天跟老外打交道也好，或者跟国内这个打交道也好，真的使他们相信，我们找到了一条路，一条成功之路。这条路虽然还有不少问题，我们还在努力克服这些问题，但是就是今天这个水平，我可以竞争，我不害怕和你竞争，这个非常重要。

解说：张维为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以及中国和西方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正处在崛起的初级阶段。

田桐：那我们中国发展模式，您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

张维为：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基本的思路，整个改革开放三十五六年了，它的基本的指导思想、哲学思想是实事求是，或者叫实践理性。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都要看它的结果，以结果来衡量，最后你的政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那这个就和西方很多这个不一样，西方它是一种，我叫做民主原教制度，先从理念出发，你必须搞多党制，你必须搞一人一票。首先你就需要修宪，要修改这个各种各样的条例，最后再开始做。中国不是的，中国是实践理性，我先是实践，先试验，试验了以后，比较成功我再推广，推广以后比较成功，我再逐步逐步开始，修正我的有关的条例，最后修改法律，甚至《宪法》。

田桐：可是像您刚才说到的，西方的选举制度为例啊，它有哪些是我们显而易见的弊端？

张维为：我自己观察下来呢，就是当西方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从冷战时期到现在，越来越把它的民主制度，简单的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之后，它的问题现在就显得越来越多，因为民主是一个更复杂的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现在事实上，西方的一般的主流观点，就认为你搞多党制，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否则就不是民主。那么我自己做了一个分析，我说你这个制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三个基因缺陷，第一个是你的预设，人是理性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投出庄严的一票，现在证明越来越困难。特别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而且是金钱的卷入。你只要做过广告你就知道，你这个钱砸下去，你可能就取得，你希望的一种效果，所以最后是大量的不理性的决定。

第二个呢，就是权力是绝对的，你比方说美国现在国内政治，最大特点就是两个党，共和党、民主党，都认为自己权力是绝对的。而不是美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绝对的，然后互相否决对方的这个提案，结果导致就是福山先生讲的这个否决政绩。还有就是程序是万能的，好像什么东西只要程序正确，它必然结果就正确，程序正义就代表了实质性的正义，实践证明这是荒谬的。程序正义很重要，但现在我们就看到，西方政治中很多这个程序正义，导致了没法进行改革，比方美国进行很多改革，它要修宪，修宪首先要修改它的程序，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台湾也是，它这个现在的，竞选的规定是，简单多数就可以当所谓的总统。那你说陈水扁38%就当总统了，当了之后就给台湾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你要程序，这个程序你想改，修改非常之难。

张维为：很多人，很多国家，早就知道不应该搞这个，走这个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主要的大国，几乎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先是发展带来了污染，然后再治理它。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凤凰卫视官方微信平台，更多精彩尽在凤凰私享会！  

  点击关注@凤凰卫视官网，更多精彩内容实时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