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措施和路线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使我觉悟，错的不是我，而是中央的高层决策者。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的觉悟的过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树》，因为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22年，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劳改时间较长的。你说“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还会写写诗，现在不会了。在农场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现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是吧？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政治高压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贵。我亲身体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因为很多我是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开的，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领域是被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更厉害，美术倒是有新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

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

80年代时，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写宁夏张贤亮、写甘肃张贤亮就能收到。写信一般都是赞扬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刚刚从阴影里走出来，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写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好的话。

我是1984年发表的《绿化树》，《绿化树》最后一段写许灵均走上红地毯，刚好我也当上了政协委员（1983年，张贤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争议非常大。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我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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