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免上体育课的钱钟书：直到碰上杨绛才“破例做春游”

政治风暴来临杨绛撑起几近离散的三口之家

姜楠：作为翻译家的杨绛偏爱杨树小人物经历的欧洲小说，除她最负盛名的译作《堂吉诃德》之外她还翻译过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以及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这些社会上无立足之地的小人物身上有着世人不能想象的浪漫情怀和远大的抱负，作为散文家的杨绛她关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人物，教书为生的老师、干体力活的搬运工，城市里走家串户的保姆，用白描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哀乐人生以及在命运最挣扎的时刻迸发出的人性光芒，杨绛自己也在几次政治风暴来临的时候凭借弱小的身躯在忧患之中支撑起这个几近离散的三口之家。

解说：1951年5月全国批判电影《武训传》前夕，文艺创作的压力还不算大，但老一辈文人学者长篇累读的自我检讨特别是钱钟书的同学朋友曹禺要把自己过去的作品全部“煮”一遍的沉痛宣告，已令人噤若寒蝉，此时刚刚发表了《小阳春》的杨绛正值创作的鼎盛时期，心中酝酿已久的题材等待落笔，但是杨绛此时却和钱钟书一样选择了封笔，解放后的十七年中，她没有再进行文学创作，披上了“隐身衣”，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群众运动的高涨把已经“隐身”多的年杨绛“揪”了出来”。

朱虹：突然就是把杨绛就是揪出来，就把杨绛揪到台上了，然后都事先都准备好的一个百帽子就给她戴上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了钱先生马上就在起身呐就离开那个会场了，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去起来去抗议或者去保护他的妻子，但是他不能看着他的妻子那样受侮辱，他不能保护，但是他不能跟着站着看，他看的话不等于是参与了嘛。

解说：因为不服革命群众贴出的一张钱钟书的大字报已经是“牛鬼蛇神”的杨绛在大字报下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辩诬，正是这一举动，触怒了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

叶廷芳：都叫到这个台上，叫他们站在那里，接受大家的批判，那么有人就质问这个杨绛先生，这个你为什么要为钱钟书这个反动权威翻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杨先生她就这个两脸涨得绯红，通红，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她没有别的话可说，就站那儿跺着脚，完全是抗议的一种声音。

解说：批斗的声浪刚刚变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分批被下方干校，这个后来不了了之的运动在当时的参与者看来却仿佛是一场永不会醒的恶梦。

叶廷芳：有些人在下干校以前把所有的书啊都卖掉了，家具啊什么都卖了，就是下去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来，确实我们下去一共是待了两年，但是没有林彪那个事件的话也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

解说：当时学部所有人只要点了名就要立刻跟随队伍下放，已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和夫人也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而再过几天就要过六十岁生日的钱钟书也成为下干校的先遣队员，在他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强忍住离愁别恨的杨绛竭尽全力地为丈夫准备行装。

朱虹：因为钱先生走文学所先走她很不放心，她给钱先生有一条裤子补得后来钱献身就说都不用带椅垫坐得补得那么厚，两个圈。

解说：1970年7月12日，将近60岁的杨绛也下了干校，属菜园班，有时随大队到麦田或豆田锄草，杨绛说自己在干校时闲得惭愧，但也闲得无可奈何，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也大有鲁智深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之慨。

叶廷芳：我们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马扎，那么杨先生就利用我们的马扎坐在那里，再有个垫的一个硬的东西，垫在膝盖上，经常看见到她在那儿写东西，那边写东西。

解说：而专职通信员的钱钟书也经常借道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停留片刻，隔溪与妻子交谈。

叶廷芳：我们经常看到钱先生来了之后呢钱先生还没有坐下来，杨先生就把她那个写的东西递上去，递上去之后钱先生就看了看，看完以后再找个马扎就坐下来，两个人在那里就聊天，有的时候有说有笑，有的时候也是很严肃，就这样在那儿聊天。

解说：菜园相会的老夫妇在杨绛看来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但很少人知道眼前这对亲切平和彼此感情深厚的服气内心刚经受过一场巨痛，《干校六记》之《下放记别》中，杨绛记下，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园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园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寥寥数笔，却难掩一番变故过后母亲惋惜女婿心疼女儿的酸楚之情，1972年3月，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遣送回京的钱钟书和杨绛回到北京，寄居在学部的一间办公室。

叶廷芳：两个人一个人一个行军床，那么窄的行军床我讲你们方便吗，他们可以，可以了，将就了，然后就窗旁边放了一个四方的既是写字台又是饭桌。

解说：无论是文革初期的揪斗中期的下方干校还是末期的流亡岁月，幸运的是钱钟书和杨绛身边总有一群好心人不仅敬重他们而且关怀爱护备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帮”倒台，一时间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而历尽10年浩劫，失去多位亲人的杨绛却平静地记下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得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薛鸿时：那个凶神恶煞，批判她的那些小青年呐，她看到的不是说“披着羊皮的狼”，而是“披着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坚信性善论的，她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性善的。

解说：在众人的心目中，杨绛是高不可攀的名门书媛，是一代鸿儒钱钟书的夫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杨绛非但不清高自傲，反而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时常尽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

朱虹：她经济上还有资助，唐山大地震啊，我们两个孩子就想送到湖南去嘛，因为大家都住在帐篷挺不方便的，可是没有路费呀，她一知道这个事，她就不问，她就塞给你几百块钱，就这样子，而且绝对不要你还。

解说：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译者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只答今年出版的，而为了这本译著倾注了将近20年的心血却略而不谈。事实上《堂吉诃德》的翻译始于1958年，为了忠实于原作，已经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胡真才（文学出版社副审）：她大概从1962年1963年就开始译，译到1966年呢就是已经译了《堂吉诃德》上册都都译完了，下册大概译了三分之一吧，结果文革一爆发呢，就不能再译了，不光不能译，这个稿子还给没收了，没收以后呢，就一直没有下落，让他们打扫厕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扫一个很脏的屋子，无意时在这个屋子里边发现的自己的译稿。

解说：杨绛说她当时“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但直到她下干校之前才最终和这个“儿女”团聚，因中断多年，她得重新从头再译。

胡真才：因为一搁搁了多少年了，等于搁了上十年，或者是七八年，再接着译吧，就觉得就是接不上气儿了，因为译东西啊，必须从上到下一气贯通。

解说：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钢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界大十字勋章”。

解说：文革疾风骤雨中，披上“隐身衣”多年的杨绛在千人大会上受批斗。

叶廷方：杨先生她就斗得这个两脸涨的绯红，通红，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

解说：十年浩劫，失去多位亲人，杨绛却说，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薛鸿时：他看到的不是说“披着羊皮的狼”，而是“披着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

杨绛著《我们仨》 记述往事与亲人“团聚”

姜楠：2003年，《我们仨》在大陆和港台同期印行，杨绛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字样，所有读过此书的人无不被这个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知的故事所打动，但是很少人知道杨绛写《我们仨》是因为想念女儿，杨绛曾对病中的钱钟书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当时已经不能交谈的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

解说：1937年5月19日，钱瑗出生在英国牛津，成为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但护士把婴儿抱过来给钱钟书看时，钱钟书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从小到大钱瑗有人疼，有人教，但是能陪她玩的只有钱钟书。

杨绛：钱钟书所谓做坏事就是跑到女儿房间里在她的书桌上写一首打油诗，打油诗比如说，大牛洗澡，盆浅水少，没有办法，撒泡大尿。然后底下署名杨绛，那么他写完了他就躲了，然后他说妈妈写的，我没写，我们平常生活里都是这样的事，有时候他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是最笨的，我是笨蛋，有时候他们两个父女两个跟着帮，就是纸条上写的东西呢，就是欺负我的，有时候呢我跟女儿结着帮欺负爸爸的，有时候呢我们两个我们两个结着帮欺负女儿的，成天在打架在玩的。

解说：钱瑗从小学父母读书，很快就显现出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超凡能力，但是钱钟书和杨绛并未急迫地在教育上为女儿做出任何规划，从小培养她独立地学习和钻研问题的能力。

杨绛：我有问题我要问他一句我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是我不问他，我自己查，那么女儿呢也是这样，那么有一次呢女儿有一个问题，她就查书，查了一本字典，两本字典，三本字典，四本字典都没有，然后就来问爸爸，爸爸说还有第五本呢，女儿就查了，查着了，下一次呢女儿就报仇了，钟书一个俄文俄文一个字都不认识，这个字就得去问女儿了，女儿说爸爸你也查字典。

解说：1978年从俄语教师改习英语专业的钱瑗参加了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公派出国考试，以出色的成绩通过考试，赴英深造，两年后学成归国的钱瑗在北师大开设“英语文体学”，杨绛说钱瑗每天一早跨个大包去赶车，紧张得一只脚穿黄鞋，一只脚穿黑鞋都没有发觉，回到家电话也多，有时答问一谈就是几十分钟，还常出差，杨绛心疼女儿，问“能不能偷点懒”，钱瑗摇摇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当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剧起不了床，此时钱瑗尽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难，当司机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进胸科医院，临走时还轻松地对妈妈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王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时她的病房里有电话，所以她可以给妈妈和爸爸打电话，我听着他们嘻嘻哈哈说的很轻松，然后在电话里笑笑的就是很放松地跟她妈妈聊天，然后呢那个我就问，挂了电话我就问聊什么了，她说聊作菜，做什么菜，做豆腐怎么做，怎么做着好吃，就聊一些烹饪上的一些话题，挺轻松的。

解说：杨绛说，1996年十月间钱瑗记起妈妈曾说要记一篇《我们仨》，便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当杨绛答应后，尽管钱瑗当时仰卧写字很困难，她却乐于以此自遣，十一月医院报病危，她还在爱惜光阴，忍受病苦的钱瑗此时最需要家人无微不至的呵护关怀，但是她却并不要杨绛来看望，反而担心医院路途太远让妈妈劳累。

薛鸿时：钱先生重病在北京医院，钱瑗是在海淀那边，很老远地方的一个医院，两个没在一起，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又心里头又想着女儿，开始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女儿会不治嘛，最后看她的时候说惨极了，就是心里都很明白，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解说：钱瑗报病危八天后身在北京医院的钱钟书忽对杨绛背后大声叫“阿圆”七八声，然后对杨绛说叫小王送阿圆转去，杨绛问去哪里，钱钟书答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1997年3月3日，杨绛看望女儿，两人手拉手，杨绛只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

王蔷：医院也给一些通知嘛，然后呢就跟杨先生后来也讨论就是应该怎么就办这个后事的问题，然后她就说不留骨灰，也不办，她当时很当时她好像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当时她立刻就说不办，什么仪式都不要。

解说：1997年3月4日下午，钱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钱钟书和杨绛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钱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师大外语系的师生舍不得钱瑗，还是将她的骨灰带回校园，埋在文史楼西侧她每天走过的一颗雪松下，在钱瑗去世百日后，杨绛到距离这颗雪松有一段距离，钱瑗曾工作的教学楼边上遥遥地望了望这棵树，杨绛套用苏东坡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她说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2002年杨绛又将对女儿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们仨》，在点点滴滴的往事中杨绛与钱钟书和女儿阿圆又聚了聚，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又与妈妈能够相依相偎，而2004年，经过杨绛反复修改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册装的杨绛全集，笔耕不辍的杨绛曾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杨绛2001年录影：现在呢我越活越老了，越老越觉得母校的这个校训八个字呢，意义深长，很有意义，自强不息，从我们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然后底下呢，厚德载物呢是一个道德的标志，就是说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然后是为了谁呢，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牢牢记在身上的。

姜楠：杨绛曾借英国诗人蓝德的诗表达过对于生死的态度，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钱钟书去世后在他那张曾经伏案工作的大写字台上杨绛坚韧地完成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和2011年出版的20卷《中文笔记》48卷《外文笔记》也在2016年四月，在百岁杨绛的推动下，经过多方学者的共同努力完成出版，当中外学界面对一部部的煌煌巨著赞叹不已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每次都会通过录音来感谢大家辛勤工作的杨绛这一次却没有录音答谢，坐在人生边上的杨绛在倾尽心力守护完成了钱钟书未竟事业的一个月之后也走完了自己这条孤独的古驿道，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和她挚爱的亲人们团圆了。

《我们一起走过》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田桐

首播时间：周六10:05—11:00

重播时间：周日21:4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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