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城的“蜕变”史
王军：1948年年底的时候，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毛主席曾经给前方做出指示，要妥善保护文物。甚至要绘制地图，让前方战士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保护，不能炸毁的。
林沫梁思成遗孀：当时就是解放军的代表来找他，要他圈出古建筑的地点，那他简直是高兴极了，都快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梁从诫：他说哪有军队打仗的时候，说宁愿牺牲人的生命也要保护文物。没听说过。
王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啊，他说我终于等到这么一个军队了。
1950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一起为新中国主持设计国徽，当时国徽审查小组有成员认为，应该将天安门设计到国徽中去，分歧产生了。
王军：当时梁思成就不愿意啊，梁思成说，这是一个皇城的南城门，给设计到国徽里面去，这怎么行。后来是周恩来总理说服了他，他才设计进去，但他设计进去之后，你看看他的国徽怎么设计，他是用一个巨大的五星红旗，把它给罩住。所以天安门就赋予了一个崭新的意义。这是梁思成天才的考虑。
在这一次国徽设计过程中，对于古建筑的不同理解，正是后来梁思成与中央领导在如何规划北京城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的缩影。当时中央政府正着手于规划建设新北京城，并邀请梁思成担任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在新北京的城市规划过程中，梁思成的主张，就与当时的苏联专家产生了对立。
王军：当时苏联专家就提出，在长安街两侧安排中央行政区这么一个计划，天安门广场要进行改建，由此对整个城市进行一次改造。如果你要把这么大规模的，差不多6个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中央行政区摆到老城里面去，会导致大量的拆迁，大量的人要搬出去住，可能导致的情况是什么呢？大量的人要到外面去睡觉，再回到中心区来上班。（梁思成）他说哪天北京的交通出了问题，这就是一个祸根。
梁思成和同样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陈占祥一起，做了新北京发展方案，他们建议完整保留老北京城。新的政府行政区，放在北京西郊乐坛和公主坟之间建设。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交相辉映，并为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了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交通污染等矛盾，更完善了城市功能。这也正是一直争议至今的“梁陈方案”。
王军：它不仅仅是一个为了保全北京文化遗产的方案，它更是一个让北京城市的发展可持续，以一种很平衡、很具有经济效益的方式，来建设发展。而且我发现，现实恰恰是被他们言中了。
是另盖新城，还是改造旧城，争论持续了两年多。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党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明确指出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
中国考古协会理事长徐萍芳：那个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要把一个帝王将相的城市，改变成人民的城市嘛，要把一个消费城市改成一个工业化的城市嘛。站在天安门上检阅的时候，他说，这样以后，南边全是烟囱林立就好了。
林沫：梁思成不能接受这个意见，他觉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他的想法是绿化，排除污染，控制人口，不能使交通有堵塞什么的，这样一些想法。但这个就和最高领导的一些规划思想吧，并不能沟通。
徐萍芳：那时候不知道，脑子里面就是这么个想法，就是革命成功以后的最高的境界。
继续沿用北京古城为单一中心，将旧城改造成新城的方案确定后，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牌楼，和其它一些古建筑。古老的北京城，在工业革命般的热情中，开始了第一次蜕变。
周瑛琦：城市现代化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但现代化的方式也许有许多。其实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另造新城，都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同脚本。但很可惜，规划建设一座城市并不等同于电脑游戏中的“模拟城市”，当不满意时你可以重来；在现实的城市建设中，一旦做出了脚本的选择，这些脚本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它所衍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必须交由时间去检验。有人将城市规划师比作“建筑预言家”，但很可惜，他们的预言在时间没有推移之前，结果同样是虚无缥缈的。梁思成的悲情就在于，他也跳不出这个圈子。
这是现在北京仅存的一段明代城墙，2003年，北京市政府在这里建成了明城墙遗址公园，而在50年前，梁思成正是将整个北京老城墙，设计成了一个环城公园。
梁从诫：当时说城墙是废物，阻碍交通，我父亲就画了这个图。你想想，如果这个城墙保留了，而且今天确实是改造成了一个城上公园，东西南北城的人，就近都可以夏天的傍晚可以到城墙上去遛弯，抬头就可以看见西山。
王军：梁先生那会儿面对的情况，不仅仅是决策层反对，有很多学术界的人物也反对，就认为你让老百姓天天面壁，你谈什么公园，物质都被你消灭了。
1958年的大跃进结束之后，北京老城墙外城全部拆完，内城只剩下了一半。而老城中明清时期的古牌楼，也在三年里因为妨碍交通的理由，一一消失。
王军：梁先生曾经在1957年写了篇文章，提到对北京老城的态度问题：拆除一个城楼就像挖掉我一块肉，拆掉我的一块城墙就像扒掉我的一层皮。他非常痛苦。
但是梁思成已无能为力，“梁陈方案”被弃后，为保护这些城墙、牌楼，梁思成四处奔走，他的种种努力，被批驳为思古幽情的复古主义。他自己也被贴上反动权威的标签。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每一个牌楼被拆时，赶到现场，看它最后一眼。
林沫：他就跑到中南海跟周总理恳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说这个牌楼为什么应该保护，他还跟周总理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通过这个帝王庙前的牌楼，看西方的落日，那个景色简直是太好了。
王军：结果总理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所以后来拆的时候，他还真是跑到那儿去看。
眼见城墙、牌楼的拆除已不可挽回，梁思成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旧城内的新建高楼，必须加盖中国式的“大屋顶”，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老城的面貌。但是梁思成却因此而进一步饱受争议，1955年，一场讨伐“大屋顶”引发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造成建设中的浪费现象的论战，愈演愈烈，梁思成终于病倒了。
林沫：我觉得他当时非常单纯。毛主席说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群众都来批判他，都来说他这个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他又觉得他应该听这个。
王军：那时候他也说，把我打倒，氢弹爆炸，中国人能不被人欺负，千万只脚踏在我梁思成的头上，其中也包括我梁思成的一双。他说过一句话：我自认为爱国不落后于任何人，如果改造了我的思想，这个国家就发展了，他能够接受。但是就是在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这个城市之间，无比的痛苦。他能够接受改造我的思想，但他无法接受改造这个城市。
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林沫：挖西直门的瓮城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段里面包着一个元代的城门楼，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给我拍一张元代的城门楼。哎哟我当时就跳起来了，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这么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婆，跑到那去照这个元代的城门楼，人家会怎么看我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有这么沮丧的表情。我现在真后悔，我能上西直门去给他照一张元代城门楼的相片，就好了。
周瑛琦：1964年，也就是人们猛烈批判“梁陈方案”的这一年，世界各国的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的精华，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在15年前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来的。
2005年，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模式，以此代替建国之后一直沿用的单中心模式，这无疑也暗合了50年前“梁陈方案”的思想。
好了，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追寻老北京城市变迁的脚步，去看一看老北京胡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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