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面对“合约”已经学会独立思考

五四时期，各种思潮充斥大学校园，激进、保守、或避入书斋，中国高校内前所未有的众声喧哗。北京高师的工学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社员周予同回忆称：“五月三日晚上曾秘密开会，决议用猛烈的方法惩警卖国贼，设法去弄枪，但没有成功”。而工学会的活跃分子，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则称：“当晚决议联络各校激烈分子，调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住宅门牌号，待明日大队游行至三人住宅时，实行大暴动”，并强调这一计划，在五月四日早晨，各校的激烈分子就已经心心相印了。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各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大会，决议游行路线为，从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目的是向群众传达巴黎和会的噩耗，而游行结束后将回到天安门商议解决办法。对于高师学生的这个激烈计划，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段锡朋、傅斯年等人却是全然不知。

中午过后，北京高师与汇文大学的学生最先到达天安门。

下午一时，学生队伍愈加壮大，天安门前标语高扬，口号齐响，《晨报》记者对此记录详尽：

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

1919年5月4日下午2点30分，游行学生整队出发，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之外遭遇军警阻拦。而当学生代表前往美、英、法、意各国使馆交涉后，得到的回复也都是转呈说贴，至于申请穿过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允许。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面对“合约”与“公理”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从来如此，并非应该如此！”学生们高呼：“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此刻，距离中午一时天安门集合已过去了多时，烈日炙烤纠结游行受阻的愤慨，三千学生郁结的情绪一触即发。

北大学生杨晦回忆称：正当“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听说“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这一描述，与《五四》一书中：“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的说法，不谋而合。

从东交民巷转向赵家楼，一场计划中的和平请愿开始走上一条逐渐失控的道路。而五四当天最重要的这一转折，究竟是出于群情激愤，还是早有计划？

游行队伍一路浩浩荡荡。王统照回忆说：“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尘土飞扬中，悄然掩藏了一位名叫白歧昌的宪兵排长“跟踪”的足迹：“该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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