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由张仃担任中国馆总设计师。夏天，他领命前往法国。

张仃：我从学生美专时代，我就喜欢毕加索，所以我到法国，可以看看毕加索，给毕加索带了两件展品。

王鲁湘：礼品。张仃：一个是齐白石的画，一个是一对门神。王鲁湘：杨柳青的门神。

张仃：后来门神呢，做政工的人，他不同意，他说这是迷信。

王鲁湘：说这是封建迷信。张仃：其实外国人根本不认为迷信，他不同意，后来门神就没送，后来我把齐白石的画集给毕加索。

解说：就在拜会毕加索后的第二年，张仃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执教。兴许，源于与毕加索的会晤，张仃已消散多年的作画激情复发了。1960年，他带领学生赴云南写生，创造性地融汇了中国民族民间传统与西方艺术精神，绘制出《苍山牧歌》、《芭蕉少女》、《哈尼族女民兵》、《洱海渔家》等装饰画。不料，这十余幅作品随即引起了中国美术界内一场轩然大波。

张仃：当时啊，徐悲鸿啊，他办美术学校，主要是古典。

王鲁湘：对，古典写实。张仃：他培养的学生也都是，对西方现代绘画根本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学校，整个审美观念落后，所以当时我的很多作品，批判地很厉害。

夫人：张先生画了个哈尼族的女民兵，眼睛就夸张的，美化，他说你把那个女民兵丑化成什么样了，他不知道这是种美化，是全中国以美为丑以丑为美那个时代，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

解说：漫画家华君武曾评价这些作品是“毕加索加城隍庙”。

张仃：城隍庙是代表中国，毕加索代表洋人，实际上啊，都反对毕加索，他是西方资产阶级，城隍庙是封建迷信的地方，往坏了讲就是封建迷信加资产阶级。

王鲁湘：腐朽没落。

解说：在当时严肃的气氛中，这样的评价难免令所有的美术工作者不寒而栗。而时至今日，“毕加索加城隍庙”却显得尤为客观，实质上也给了当时画坛的单一局面增添了新绿。

夫人：张先生是一个不断地想，想创新的人，他不断地想一些新鲜的，新鲜的东西的人，他呢又特别喜欢西方现代派，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东西，跟我们这死板的，写实的很不一样的。

王鲁湘：而且最主要的他对西方现代派的这种喜爱不是一种崇洋媚外而是恰恰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最时尚的东西，和我们东方的最古老的最民间的东西是息息相通的，是看到了最洋的东西和我们最土的东西的那种内在的联系。

夫人：对，你比方说西方的，我们写实的画人的眼睛，画人物吧，比方说，就跟那照相一样，照片一样，就是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艺术不是这个客观的现实，它有人的创作，你比如说我们的京戏画人的眼睛细长朝上挑的，你看花脸什么的，人是那样吗，对不对？但是我们京戏多少年来全国人民都很喜爱。

王鲁湘：都很喜爱，这种京戏的这种化妆特别是脸谱中间其实和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是有很深的联系。

夫人：那么民间剪纸，民间刺绣，是吧，它都是夸张的，它变形的。那么跟西方变形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他由于喜爱民间的艺术，也喜爱西方现代派，就是不是那么写实。

王鲁湘：艺术家的主观性发挥得更强烈一些。

夫人：对，就是我们不要仅仅欣赏，自然天然有的东西，我们还要创造一种，创造另外一个世界。

王鲁湘：对，而且这种创造是带有强烈的个性印记的。

解说：张仃的创作一直以浓烈的色彩见长，但在许多后生晚辈的印象里，他似乎就是一位焦墨山水画大师，擅长黑白灰的色调。由浓彩装饰画到焦墨山水，这种转变既突然又极致。

夫人：他这个是有几种因素促成的他画起焦墨来，一个就是说，首先说文革，江青搞红海洋，它处处是红，满眼的红，很刺激，感觉满眼的红，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王鲁湘：很多人因此而疯掉了。

夫人：对啊，到处都是，一片血红色，这样呢张仃先生受了这个刺激以后呢，因为他对于色彩特别敏感，对于造型也特别敏感，他受了刺激都反感一切颜色，因为张仃先生有一个特点，他经常有看见一个东西，造型或者色彩不合理，他就吐。

王鲁湘：他就接受不了。

夫人：接受不了，他呕吐。

王鲁湘：一定要从眼前拿开，所以他家里头啊任何这一种不符合他审美的东西，是一定不能留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的。

夫人：不能过于丑陋，过于丑的东西，他要恶心，因为一般的人我们也不喜欢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很理性，我们顶多说一句这个东西不好，他不是，他真要吐，真正的生理上都有反应，家里被面花的都要翻过来，那颜色就不明显了，看不得颜色，受这个刺激已经心理上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