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魁阁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费孝通曾经描述自己说是个“小头头”或“大服务员”。费孝通以其身体力行推动着魁阁的研究工作，使魁阁保持着当时学术前沿的水准。因为在写《江村经济》的时候，费孝通对于传统的土地制度和现代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存在疑问，所以一到昆明，虽然条件艰苦，但他却马上投入到田野调查之中。

费皖：他也是闲不住呀，赶快要做点什么，那么他想要因为按着在《江村经济》的调查，江村的调查，他想在内地再做一个农村调查。

徐平：那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选点，调查什么样的农村，什么样更有典型性和代表意义，所以费先生也费了点心机。

费皖：有一天嘛，他在昆明转的时候，碰见他一个同学，燕京的同学，这个同学是昆明人，他老家就在禄村，所以他说你跟我去禄村。

解说：禄村是中国最典范的农业村庄。

费皖：还有一个巧的事情呢，就是费孝通的一个姨也在禄村，她是个基督徒，她正好在禄村传教，所以有这么个关系，而且这个姨呢，说算准了，你会来，所以在那等他的。

解说：结束了对禄村农业的调查，费孝通还想找一处商业比较发达的村庄进行调查，与禄村做比较研究。在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的情况下，费孝通和他的学生来到了一个叫做易村的地方。

徐平：易村这个地方生产竹子，老百姓除了种田而外还生产当地的这种传统的纸，以这个为副业。

费皖：他去了以后等于是没有朋友介绍，也没有熟人就去了，去了村里人就是也是跟那个瑶族人一样，你来干什么呀，是吧，因为又要来这调查我们这，搞什么名堂，是吧，所以人家也不信任他的。也不信任他们，那么刚开始去以后要找地方住啊，那么就那个村里人很快就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房子，住这吧，后来住进去以后，费孝通心说这一定有问题，为什么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住啊，让咱们两个人住在这里边，后来一打听，这里边闹鬼，是个鬼屋，不过他们也不在乎就住在这里边。

解说：在那个岁月里，国土沦陷，物资奇缺，资金匮乏。但就是这批年轻人，挤在又脏又窄的破庙里，为中国的富强而忘我工作，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术团体。在1945年出版的《云南三村》，就是魁阁时期，费孝通带领的这批年轻人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

李友梅：他们当时有一群这个优秀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也很年轻，要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一边讨论一边在杀这个鸡，就是炖鸡，那个鸡五脏六肺还没取出来，就开始放在锅里边炖了，等炖完了讨论完了拿出来吃的时候一看是那样子。

费皖：我们去云南大学查过这个，看过一个当时的那个他们在这些教授的工资，费孝通好像是500块一个月，500块好像听着好像不少，实际上那个时候的物价飞涨啊。

徐平：那费先生怎么办呢？他手快写文章特别快，他就每天坐在茶馆里等这些各种小报来约稿，就立等可取。

费皖：哪个记者要文章，当时就给你写，写完就你给我稿费。

徐平：付了现金马上就奔市场就去买米，因为你可能早一会儿晚一会儿的话价格，就会相差一倍。

解说：虽然生活条件恶劣，有人甚至英年早逝，但是没人放弃，没人叫苦，大家共同经营出一种合作和友爱的风气，创造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上传说般的“魁阁时代”。

李友梅：中国社会学怎么发展，怎么培养人，要有科学的精神，还要有人文关怀，这两者怎么结合，我觉得是魁阁是最好的一个典范。

徐平：在那么艰难条件下，就一直大家对学术的追求，和对国家报答，就报效国家这种追求从来没有减弱过，所以最后就一直被学术界称为一种“魁阁精神”。

费孝通手记：这一段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费孝通《云南三村·序》

徐平：费晓通在我眼里，他当然是我的老师，我一直把他当我的爷爷看。

费皖：我觉得他是非常勤奋的。

李友梅：我就会跟费老说，我一刻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

王铭铭：费先生这一生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他那个像小孩子一样的笑。

陈晓楠：1981年11月18号晚上，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厅里，71岁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登上了45年前他留学英国的时候母校的讲台，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他也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如今，费孝通先生辞世已经有四年多了，但是，他提出的苏南、珠江、温州等各具特色的地区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的构想，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