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手记：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蚕丝业改革的实验。--费孝通《江村经济》

姚富坤：这一带都是人多地少的地方，那么这一带靠土地呢，根本养活不了人，所以说呢，费孝通当时就提出了，农民办工厂是一件好事，就是能够增加农民收入。

费皖：这个东西我看可能就是一个学社会学的人的特有的一种灵感吧，是吧，普通人看见了就过去了，他看见了就不是这样，他就有另外的想法。

徐平：他就敏锐地发现姐姐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所以的话，他这两个月期间，就利用这个和当地老百姓，尤其他姐姐打下的非常坚实的社会关系基础，那么就广泛接触，他又是当地人，话就不存在就是说是交流困难。

解说：在开弦弓村人的眼里，这个年轻的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因为费达生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十分顺利。两个月的时间，他一个人一户一户地走访，大家都把他当贵客。

徐平：当地人也愿意向他敞开心扉，他也做了很多的记录和这个整理，但是他没有想着要把这个要做一个很正规的调查，或要做什么，所以费先生一直说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解说：从这次调查开始，费孝通将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作为他一生的研究课题，此后的六十年中，费孝通曾先后二十多次重返开弦弓村实地调查，开弦弓村或者说江村成为费孝通精神家园的港湾。1957年4月，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一起重返开弦弓，村民们自发的在村口的岸边迎接他们，但是，当费孝通问起大家的生活时，每每说到粮食，便嘎然而止了。

于孟达：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问题是饥饿问题，要摆脱农民的饥饿，就是他认为呢，一定要农工相辅，就是农民单靠种地是富不起来的。

解说：让农民富起来，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方向，也是他每一次实地调查的最终目标。改革开放以后的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当他看到开弦弓村因为大力发展养殖、纺织和缫丝，而变得富裕起来的时候，笑容在他的脸上绽放。

于孟达：他来的时候呢我们正好发展了养兔子，我们全国，那时候我们的兔子，在全国养的最多的一个县，一年农民的收入，从兔子的兔毛收入，农民当时候就有六千块以上，六千块，六千块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费老在调查中间也看到农民通过养兔，能够富起来，他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也专门跑了好多养兔的地方，他呢还抓了一只兔子，拍了一个照。

费皖：他跟开弦弓的人那是很熟了，大家坐在一起喝那些什么青豆茶了什么，吃蚕豆熏青豆什么就随便聊，那么在聊天当中他能够发现很多问题。

李友梅：一盘磁带，我们白天录下来，晚上就整理，那时那个小录音机，要整理很长时间啊，整理多少时间，我们常常不睡觉，一直到晚上，到凌晨三四点钟有的时候睡一会儿。那个时候有一种激情，就是那个农村的生活，沸腾的生活，经济发展的这个生活，农民追求那个改变生活的那种渴望，那种期待，我们好像也沉浸在这个里边。

解说：从1981年开始，费孝通几乎每年都会到苏州吴江，不仅因为这里是他的故乡，更因为这里是他调研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重要地点。同时，这里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起点。

费孝通手记：我觉得高兴的是想的办法、出的主意由于顺着改革开放的总形势有些已取得成效。这也使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地感到生逢盛世的兴会。--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

陈晓楠：1936年，带着在江村近两个月的调查资料，费孝通踏上了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的路程，也开始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学术救国的路程。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是当时国际人类学的核心人物。费孝通没有想到他远渡重洋带去英国的调查材料一下子就得到了导师的赏识。在1938年，费孝通完成了他的论文《江村经济》，马林诺斯基称它是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同时，它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带向了世界。

人类学这一学科，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没有停顿，还获得了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空间和舞台。由费孝通领导的“魁阁”，就是在这期间一个非常有名的团队。从1939年到1946年间，魁阁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学术热情以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致力于探讨用社会学的知识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状况，为后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宝贵的研究成果。

解说：1938年，费孝通结束在英国的学业时，抗日烽火已经燃遍了中国大地。面对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战火弥漫的中国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坚决选择了后者。

徐平：费先生回国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了，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包括香港已经沦陷，所以费先生不得不就是说，当时船是到香港的，然后转到越南的这个西贡。

王铭铭：越南跟云南在1938年的时候这个战乱很厉害，它的通道呢主要是由马帮在上面行走的，费先生就是跟着马帮就到了昆明找他的老师吴文藻。

费孝通手记：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费孝通《云南三村·序》

解说：由于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一大批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在昆明。费孝通辗转回到昆明后，便立即加入吴文藻组建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研究所”。

徐平：这个研究所就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当时就是召集了一些就是内地大学刚刚毕业，就说到云南去的一些社会学系的就是说本科学生，让他们共同开展研究。当时的话烽烟四起，抗日是整个国家的这个主要主题，那么作为文人，怎么参加抗战，怎么给国家效力，那么费先生他们就非常敏锐地感到，我们文人自有参战的办法，那就是认清楚我们的国情。

解说：1940年冬，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昆明城里跑警报的次数越来越多，“实地调查工作站”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经吴文藻的介绍，费孝通和他的学生们选定了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的魁星阁作为他们工作的场所。

王铭铭：魁阁大概只有，大厅只有我这厅的一半，这么大，下面做饭，然后中间工作，上面有一个助理在，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现在旁边有一些新的房子，都是贴着白瓷砖，以前据说是从那个窗户望出去都是绿油油的，感觉非常好。

解说：“魁阁”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流行甚广的一个绰号，也被称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雏形”。

王铭铭：如果说有一个现代中国学术集团在魁阁曾经隐隐约约出现过，难么它的实质内涵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席明纳。

费皖：就是大家在一起，各说各的，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完了以后，由这老师归纳一下，做出这个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完了各自回去，做你自己的研究。

王铭铭：这个魁阁实际上是个多种学派综合的一个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