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

季羡林：我对我的老师，都写了怀念文章，怀旧集。

陈晓楠：五十年后，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他说，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北京大学朗润园内有个小池塘，这里荷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季荷，季荷池后面就是季老的住所，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对文革的反思《牛棚杂忆》。季老住在这里的时候，也是这里早晨灯亮得最早的时候，季老一般早晨四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几十年来，养成的这个习惯几乎没有打乱过，不过文革时期除外。

解说：这是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中译本，《罗摩衍那》被称为印度最初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受到了这部书的启发。但是，这本诗集长期以来只在佛教徒之间以节本的形式口耳相传，在中国一直没出现一部真正的全译本，直到文革爆发，季羡林被赶进牛棚。

蔡德贵：是季老一生当中除了在德国的饥饿监狱，然后在文革当中呢，他就是第二次进了炼狱，受到了人间难以忍受的耻辱，包括饥饿，包括肉体的折磨，但是从牛棚出来以后呢，他觉得人生非常短促，而且受这么大的罪，觉得还不如死掉好，所以他一度想自杀。有一次他把兜里装上了安眠药，准么悄悄地到这个他的房后圆明园的芦苇里边静静地死去，但是刚要出门的时候呢，被红卫兵堵住了，拉出去斗争，一顿痛打，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说，人间的苦好像也就是不过如此，我不死了，从此以后呢，他不再有自杀的念头，反而悟过来了，既然人生这么短促，为什么不利用这短促的时间，干点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呢？

解说：文革后期，季羡林被发落到北大女生宿舍楼的传达室当看门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只好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这样的地下翻译持续了四年。文革结束，《罗摩衍那》的汉译本也初具雏形。

陈晓楠：万幸的是，共和国总算是艰难地挺过了这十年折腾，文革结束，很多批判过季羡林的人心事重重，他们担心遭到报复。有人千方百计地打探他的意图，甚至走路的时候都故意避开他，生怕旧债被他记起。其实季羡林也是心事重重，只不过，内容有别罢了。

解说：季羡林有常年写日记的习惯，据身边的人回忆，即使是出差在外，偶有所想，季羡林也会想办法记下来，没有纸就用路边的香烟盒。《牛棚杂忆》大概就是当时日记的整理本。

季羡林：我要是跳不到牛棚里边，那本书（《牛棚杂忆》）也出不来，如果那本书出不来，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差一大截。到现在，书非常少。

蔡德贵：他认为像文化革命这样的惨剧不应该重演，但是他看这个书店里边几乎没有出版这类似的著作，所以他就下决心，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段惨痛的历史，因为我是亲历者要写下来，他花了很长时间写，写了以后没人出版，出版社都不敢出，因为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钱文忠：他应该是拿个人现身说法，拿他的血泪，拿他的哀痛，来提醒这个民族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部书对他来讲写得是很沉重的，虽然文笔好像看着很轻松。

季承：所以他在写的这个《牛棚杂忆》里头，他基本上是不点名的，说对谁，他都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他也清楚，他基本都没有点名，他的意思就是提醒这些人，能够认识这个事情错误，防止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不幸的事情。

蔡德贵：所以这个书的影响在于，中国它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毁灭文化，毁灭知识的一个运动，这样的运动以后不应该再搞，不应该有第二次。所以季老，他是《牛棚杂忆》主要的意图就是想告诉世人这么一个东西，不能做毁坏自己文化，毁坏自己传统的事，他的主旨是这个。

解说：1978年，季羡林67岁，按照中国现行的退休规定，早已过了退休年纪，但是从67岁到91岁，24年中，季羡林迎来的却是他的第二个学术的春天。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他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专著《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

季承：他就觉得时间并不多了对他，他的工作并没完成，因此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他的研究工作就越发奋，越努力，我的感觉当时觉得，他就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

解说：在学界向有“北季南饶”之誉，分别指的是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和香港大学的饶宗颐。2008年10月，已经91岁高龄的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来到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当记者问及他对季羡林人品、学品的评价时，饶宗颐说了四个字：“笃实敦厚”。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总理来到301病房，这是自2003年以来温家宝第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说起这一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时，温家宝说：“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位名人说过：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灾难，一定会用文明来补偿。”季羡林马上说：“是恩格斯的话”，并补充：“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盛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对季羡林的理解深有感触，当即表示：“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

2009年01月18日，在北京301医院，季羡林说：我这活了100岁了，一个是从东亚病夫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你要没有这个改革开放，这个雄心壮志，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不是我们自己在吹，现在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多大多小的事，离开中国解决不了的。

陈晓楠：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屈子的《哀郢》《涉江》，为中国知识分子定下了爱国忧民的基调，一脉千年。今天的北大季荷池依旧是荷叶青青，季老也将迎来他九十八岁寿辰，百年可期，丹心可鉴。除了璀璨的学术贡献，季老对中华民族治乱的反思其实也应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在301医院病房里，季老尽管眼睛有些小恙、视力模糊，但思维非常敏捷，我们刚刚走进病房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对不起，我站不起来了，表示失礼，谦以待人，特别让我们感动。在采访的最后，我们请求季老给我们写几个字，季老虽然视力不太好，但是他还是欣然应允，在一片模糊当中，他挥毫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的中国心。

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