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季先生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运动，而且他喜欢的运动非常时髦，网球，还有手球，他花很大的力气打过手球，而且他不会抽烟，他觉得自己不会抽烟很，有很大遗憾，他居然花钱找了一个人教他抽烟，而最后也没教会。

解说：这是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这里回廊曲径，花木蓊郁，著名的“水木清华”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季羡林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个文学青年，出于对国事与文学的关注，他们走到了这里。工字厅是他们放言国事、指点文坛、臧否人物的地方。他们也被同学们戏称作清华“四剑客”。有意思的是，四剑客来自不同的系，吴组湘已经结婚，并且还有了孩子，其中，季羡林年纪最小，想法最多。

陈晓楠：有一次他们围绕茅盾的创作展开辩论，季羡林认为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而吴组缃则肯定《子夜》是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都是没有结果也不伤和气，但却极具启迪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清华大学的求学时期，正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那形象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颓败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等名作被当代文学史家认为是创造了自茅盾以后现实主义的新高峰。不过，70年后，知交皆零落，“四剑客”如今只剩季羡林一人了。

解说：清华时期的季羡林广交朋友，多年后他在文章当中回忆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所记得起名字的友人多半都是外系的，比如当时历史系的胡乔木。

钱文忠：因为那时候清华大学，季先生每天早上起来都发现门缝底下，会塞进来一张宣传抗战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对独裁这样的传单，他们都知道是胡乔木他们塞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说，因为要保护胡乔木。那么有一天晚上，胡乔木就坐在季先生的床边，劝了他几个小时，要季先生参加革命，那季先生回来都回忆说，他说他非常地同情革命，也非常地认同这种要求民族独立，对外抗战，一致抗战这种想法，但他胆小，而且他有好多牵挂。

蔡德贵：季先生这次他给我做口述历史的时候跟我说的，他说当时他的觉悟不高，就直接跟胡乔木说，他说这种玩命的事我干不了。

钱文忠：季先生非常真诚的人，但是他去给工农学校，夜校补课，就完全不收，当然不收费的了，就去补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是一个有热血的人。

解说：当工字厅的聚会渐渐少了的时候，季羡林知道，四年清华生活，即将结束。1934年夏天，季羡林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他把这张照片和同学的留言夹在被子里，用绳子捆得严严实实，然后卷起铺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京。

陈晓楠：毕业后的季羡林工作并不如意，好不容易在一所中学谋到个国文老师教席，但很快就被复杂的人事关系弄得进退维谷，十分不堪。正在极度郁闷的时候，母校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互派留学生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写信报名参加了选拔考试，结果呢，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

解说：1974年冬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几个农场工人正在取土劳动，他们在距地表半米深处的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摞叠放着的书本残卷，这些残卷共有四十四张，每张正反两页都写满了工整的古怪字母，其中有三十七张被火烧掉了三分之一。

蔡德贵（季羡林助手）：这44张（残卷）这个边上都烧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找了好多人试读都不知道。最后有人说，说这个东西能读懂的大概只有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所以新疆博物馆的馆长就带了这个残卷到了季老的朗润园家里头，就跟季老说这个事。

解说：新疆出土的古怪文字，在上个世纪初一直是欧洲冒险家们的新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几乎是当时的定论，因为，在中国，政府怕洋人，更因为，在中国没人能破译这些文字。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对此耿耿于怀，但又无可奈何。

季羡林：希腊文明、穆斯林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伟大的，我叫它四大文明。真正交汇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疆，别的地方没有。

解说：1981年3月，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带着这四十四张残卷来到北大。17年后，这批残卷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一举震惊了欧洲语言学界。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吐火罗文作品译注，也是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

陈晓楠：就在这本书英译本出版的第二天，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梵语研究所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庆祝酒会上，这个研究所特意摆出了曾经在这里学习或任教的一些杰出校友的照片，意在证明哥廷根大学东方学研究的不凡实力。而其中，季羡林的照片格外惹眼，因为，他是这里唯一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