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一老”季羡林 热血人生傲气相随
2009年02月12日 11:40凤凰网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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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哥廷根大学位于德国西北部,这所创建于1737年的大学曾经走出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二战以前,它一直是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也是欧洲语言学研究的重镇。陈寅恪游学德国时所师从的语言学大师路德施就曾是这里的学生。1935年10月,季羡林辞别叔父、辞别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孩子,辗转来到这里,等待他的是十年的求学时光。两个月后,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作为自己的学业主攻方向,辅修英国语文学、斯拉夫语文学和吐火罗文,在当时的语言学界,能够通晓梵文的学者更是廖若星辰。季羡林当时给自己学术钻研立下一个硬性规定:不在国外研究中国学问。

蔡德贵:而季羡林他是出国以前就下定决心,绝不做和这个中国学沾边的学问,所以他到了哥廷根大学呢,就是犹豫彷徨了半年多,最后才选择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在清华想跟着陈寅恪先生学而没有学到的梵文和巴利文。

钱文忠:季先生认为为了学问,他愿意跟西方人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起跑线上,拿你的看家领域,我来跟你做竞争,这里边有一股傲气的。

陈晓楠:然而与这种傲气相随的是对家国无时无处不在的乡愁。1936年圣诞节,季羡林看到房东老太太和儿子团圆的快乐,非常羡慕,他想到了已经入土的母亲,彻夜无眠。按照留学规划,1937年季羡林原本该结束学习回国了,然而正值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济南再次被日军攻占,季羡林和家人的联系完全断绝,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真正是一个人孤悬海外。

解说:他在《留德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了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

蔡德贵:(季羡林)日记里边经常说,晚上做梦,一个是梦见母亲,一个是梦见自己的故乡,这是两个场景是经常出现的。有好几处地方,梦见自己的母亲,就哭着哭着醒过来了。

解说:让季羡林没想到的是,远在东方的季家此刻正陷入季羡林死了的恐慌当中,兵荒马乱、流言不绝,有人说季羡林已经死在国外了。

季承:我父亲在德国十年期间呢,有一次我母亲就请了一个算卦的先生,就是问问季羡林在德国还安全吗?还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先生就说,我有一个千里眼的这个技术,可以让你们看到季羡林,他就说把他的手蒙在我的眼上,他就说你看,看,你这里有没有人,小孩呗不懂啊,当然就看了,看看,模模糊糊,好像是有个人一样,他说那个人是谁,是不是你爸爸,当时我对这个爸爸的概念很淡漠了,我说是,是像他,他说他在干什么呢,我说他坐在草地上,坐着呢,这个算卦的先生说,你看,他活着呢,还活着,你儿子都看到他了,那我母亲和我那姑姑很高兴,就知道季羡林还活着呢。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影像是什么影像呢,就是挂在我们家里那个墙上的照片。季羡林坐在一个草地上照的照片。

解说: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一边是生与死的占卜,一边却是爱和不爱的挣扎。和季羡林在哥廷根住处不远,住着善良的迈耶一家,迈耶美丽的女儿伊姆加德小姐,在日常的交往当中逐渐对这个质朴勤快的东方小伙子产生了爱慕。

钱文忠:季先生不会打字的,这个大概没有人知道,季先生一辈子不会打字,所以他写的论文都需要有人打字。

蔡德贵:每天的晚上,季羡林就拿着自己厚厚的一摞毕业论文到伊姆加德家里去,请伊姆加德打字,为什么必须坐在旁边呢,因为他这个手写的东西非常潦草,而且他这个都是涉及到梵文巴利文转化成德文的一些字母,根本看不清楚,对伊姆加德一个普通德国女孩来讲她如同看天书。所以你必须坐在旁边,一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就随时好问,这样一来二往呢,可以说是俩人都产生了感情。

解说:季羡林为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感情和理智、家和国、前程和往事都纠缠在一起。他最终拒绝了那架打字机的主人。

蔡德贵:假如,季老不受中国传统观念的约束,有可能就和伊姆加德能成为这个百年和好的一对夫妻,但是因为季老他(受)中国传统观念特别重,他一直挂念着家里的婶母,叔父,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儿子,所以他最后就放弃了这种有可能结为夫妻的机会,毅然回到大陆。

解说:1945年9月,季羡林决定回国,10月2日,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伊姆加德家,把稿子打完。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季羡林坐在船上回望哥廷根,不觉满眼含泪。不过,当时季羡林怎么也不会想到,35年之后,他还会旧地重来。1980年,季羡林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重访哥廷根。他兴冲冲地沿着熟悉的街道直奔熟悉的庭院去找熟悉的人,敲门一问,却物是人非。有意思的是,有好事者后来竟然找到了伊姆加德,她其实还住在那里,只是一楼换了人家。伊姆加德终生未嫁,一起没有改变的还有那架早已锈迹斑斑的老打字机。

陈晓楠:多少有些凄美的感情往事,九十年代初,季老的学生就当面问季老:“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想聘请您,您不是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吗?为什么不去呢?”季老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妻子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解说:2001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季羡林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一百多个外交大使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季先生的徒子徒孙来。

其实,北大东语系的历史并不算很悠久,但是创建东语系的打算却可以上溯到蔡元培执掌北大时,1917年,蔡元培对北大实行课改,其中就有“印度哲学”一门,这被认为是北大东语系的源头。但此后一直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资缺乏。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热心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借势到处延请印度学人才,但仍然没有建成独立的系,直到1946年季羡林的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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