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所以这样他就是从哥廷根大学离开以后，辗转到了瑞士。所以他这个到了瑞士取得了回中国的签证以后呢，开始长达将近半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呢，经过了香港，然后从香港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就很难想象出来了，到了上海的土地上第一件事他是跪下叩头，然后捧起了一把上海的土，亲吻了一下，说我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解说：阔别十年，季羡林实在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所学能不能派上用场，他甚至连找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心里都没底。

蔡德贵：季老在回国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就是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恩师，叫哈隆教授，已经给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当时哈隆教授呢，就说你来剑桥大学，我们共同把这个印度学，讲授给学生，当时季老是一心要回国，所以给哈隆教授一个回话，说我先回国看一看，看一看再给你答复，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跟在英国治眼睛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取得了联系，问回国以后在什么单位工作好一些。这时候陈寅恪先生就把他推荐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

解说：1946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季羡林带着他在德国发表的学术文章早早地来到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拜会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听说是陈寅恪举荐的人才，很是赏识，但同时也告诉季羡林，按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给副教授职称。

蔡德贵：这个傅斯年就问季老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季老说我来北大不用说副教授，给我个讲师我也觉得很光荣的事，我也没什么想不开的。

解说：第二天，季羡林又去谒见文学院长汤用彤，汤用彤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没有半点‘洋气’，看上去像个老农。这位佛学大师的朴素给季羡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汤用彤也把学校职称的规定告诉了季羡林，能进北大，副教授也没什么，季羡林慨然应允。

陈晓楠：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汤用彤就急匆匆地来找季羡林，告诉他学校已经决定聘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呢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季羡林受宠若惊，看着汤用彤离开的背影半天没回过神来。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仅一个星期，马上就被提升为了正教授，迅速在学界传为了美谈，这个记录至今也没人能打破。

解说：东语系初建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六七个人，七八条枪，这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马坚、金克木、马学良、于道泉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

季羡林：当时建立东方学科，无非是感觉，60年前，世界的学术，政治，经济都是西方人在那里操纵。我们东方文化渊源流长，可是没什么地位，所以后来到了北大以后，就创立了第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这1946年，1946年我到北大来的。

蔡德贵：最初创建东语系的时候，东语系有个说法叫俩人班，什么叫俩人班呢？就东语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然后有一个秘书叫王森，实际上全系的所有的政务大事都是他们两个人来负责，其他的包括好多杂事，那也很多了，都是由他们俩具体来策划、运作。

解说：但是，文学院对东语系非常重视。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汤用彤和当时的图书馆长毛子水商量，特意在北大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季羡林可以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蔡德贵：而我们入学的时候呢，东语系已经大概有八九个专业了，东方语言的专业，教师也很多，而且一级教授除了季羡林先生，然后二级教授有马坚先生，金科木先生，还有三级，四级教授那就很多了，力量已经很强大了。

钱文忠：中国有多少外交家是东语系毕业的？数量非常庞大，担任过大使的数以百计，那个不是一个两个，不是十个二十个，你看季先生过生日的时候，回来一看，100多个大使，都是东语系的学生。

蔡德贵：然后学者呢，那就更不计其数了，然后副部级的外交人员可能也有几个了，这都是东语系，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愿意说自己是季老的学生，也应该说是季老的学生。

解说：季羡林正想全身心好好干一番学术之际，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原本对国民党腐败政治不满的季羡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这个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充满了期待。他挤在欢呼解放军进城的人群中，热血沸腾。

季承：当时的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他是非常拥护的。所以他到北京大学来以后，说是那时候要接胡适他们要到南方去，当然我父亲当时是不是被接之一，恐怕不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他要走是可以的，要走到南京去，肯定那边会欢迎的，他呢是根本没有任何一点意思要去的。

解说：解放军进城后不久，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信一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这个面容清秀，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官话的老同学，原来当年那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革命青年，而今已经是共产党的高官，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陈晓楠：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现在形势大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材。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了信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当时的革命热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这样好的机会从天而降，无论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好事，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

解说：信发出不久，胡乔木亲自来到北大拜访季羡林。旧友重逢，倍感亲切，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有意思的是，胡乔木和季羡林的交往中，从来都是胡乔木去找季羡林，季羡林从不主动拜访胡乔木。很快，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疆学院的师生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这些师生们的铺盖还没放稳，又开始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一次，东语系得了个第一。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952年8月25月，东语系共有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

蔡德贵：所以他这个东语系的发展，应该说几十年来，一直是在季老的这个一手操办之下发展起来的。

解说：随着东语系的壮大，季羡林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在北京大学1952年和1956年的两次教授评级中，季羡林都是一级，而更大的荣誉是1956年他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四十多岁就荣登中国学术地位的顶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官运亨通”。

陈晓楠：但是季羡林的亨通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三反”、“五反”开始，在这些标榜知识分子精神救赎的运动当中，季羡林猛然觉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是个彻头彻尾的“摘桃派”，意思也就是说坐享人民战争成果的人。他心里背上了异常沉重的原罪包袱，不断地忏悔，不停地写思想检查，心悦诚服地参加到一次次的批判浪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