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1971年我第一次看见邓嫁先，他送我到飞机场，我要离开了。我临上飞机以前问了他，我没有问其它，我只问他说是中国这个原子弹做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外国人参与，他大概没有料到我要问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他说他觉得没有，他说他要去证实一下的。事后我知道他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就告诉他，据实道来，所以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个封信现在我找不着了，这是一个大损失。

那个时候我已经飞到上海了，他写这封信派专人到上海，王洪文在请我吃饭。在上海大厦里头，送信的人来说杨教授有一封给你的信，所以我当时就拆开看，邓稼先说他已经证实了说是，中国的原子弹除了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苏联的少许帮助，主要的工作后来都是中国人自己做的，这个我当时起了一个很大的震荡，感情的震荡。所以我流泪了就去了厕所了。事后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流泪，这个他要问我呢，我当然就得要想。我想这是很复杂的。当然一部分你想像我这样子的人，尤其是知道我父亲他们那一辈所感觉到的中国被别人欺负的一百多年的经验，遗留到我的身上来，那么今天中国人自己能做出这个事情来，这当然是很大的震荡。我想我对于我的朋友，能够做了这么重大的贡献，当然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这里头也有个成分，觉得有点懊悔我没有参加呢，我想很深的感情通常都是很复杂的，我没法子能够分析出来有没有。

陈晓楠：1971年回国后，杨振宁去了长城，看了天安门，回了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清华园。了却了二十几年心愿。而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有时一年还回来不止一次。杨振宁记得每年回来，周总理都会抽出时间和他见面，每次还会特别请他吃个饭。

杨振宁：周总理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下回也许我应该去向档案馆去找，他们准许不准许我看一下子，周总理对我的印象是什么。他一定有印象。那么周总理问了我很多的话，比如说是他对于美国的大学，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从教授的待遇、学生的待遇，到美国的学生运动他都问得很细。

陈晓楠：1973年的时候您和毛泽东也见了一面吧？

杨振宁：就问我说杨教授你这回来，想要看见些什么人，想要访问什么单位，那一次呢我就突然发奇想，我就说我希望能看见毛主席。他们没讲话。第二天我再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讲得太唐突一点了，我就说对不起昨天我太唐突一点，要求见毛主席。他们说没关系，他说从外国来的人都要想看见毛主席。可是我以为这当然就是不可能了。

有一天，杨振宁突然被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带进了中南海，他如愿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杨振宁：毛主席、周总理、周培源先生跟我四个人坐在他的书房里头。那么谈了一个半钟头以后呢，他的秘书来了说主席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就站起来，结果毛主席他站不起来，他坐在一个沙发上，坐在我的右边，他一时站不起来。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拉我一把。所以我就拉了他一把，拉了他一把呢就没问题，他就可以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走路倒没有问题。他走路慢，不过并没有问题。不是这样脚蹭着地板这样走的，还是正常的走的。走到门口呢，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握了握手，还讲话。

这个话我原文还记得。因为我知道他是从心底里讲的话，他说我小时候呢也想在科学方面有一些贡献，后来没做到。现在我很高兴你在科学上做了一些贡献。这个话我会永远记得的。我还记得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在物理学里头，这个理论跟思想是占什么地位？我事后我当然想了，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想他要想知道，比如毛泽东思想这个话，在这个别的领域里头，是不是也有思想跟理论的分别。

1971年到1973年，杨振宁四次回国。周恩来都请他吃了饭。1974年回来时，周恩来病了，江青请他吃了饭。与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杨振宁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

陈晓楠：那个时候美国那样的社会形态当中，替中国说很多的好话，替新中国说很多的好话要顶压力吗？

杨振宁：回去以后呢，不到几天就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美国CIA，他自己说他是CIA的一个人，他是很友善的态度，他说是听说你最近到了中国去一趟，我希望来跟你谈谈。他就从他皮包里拿出来一些文件，我说请等一等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文件是些什么文件，他那有的文件上面可能盖了图章说是秘密的，他将来回头说你看了秘密的，我并没看清楚，我说等一下，所以我把我的秘书叫来，我让我的秘书也坐在那儿，我们在整个谈话里头我秘书都在那儿，这个事情做得很聪明。

因为杨振宁在美国期间尽量回避了与国防有关的研究领域，才使得他没有被找出什么把柄。在美国各地，杨振宁的公开演讲没有停止，大批华裔学者消除了顾虑，纷纷回到中国探亲。一九七七年，有人发起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杨振宁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被推选为会长。他们踏足美国的唐人街，希望团结当地华人，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美建交。

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杨振宁和其他华人组织设宴招待当时访美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这个盛会上，杨振宁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词。

杨振宁：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对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没有两大民族间友谊的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2006年，杨振宁先生获得凤凰卫视等媒体颁发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退休后的杨振宁又回到了清华园，他把自己的住所起名为归根居。

陈晓楠：2009年或者说在未来我们再往前走，中国再往前走更多年，您对这个未来怎么看？

杨振宁：1971年我回来，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又是30年了，这30年的变化，我曾经讲，从前我离开的中国是旧中国，1971年我回来的中国是新中国，可是今天我想应该叫做新新中国。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之间的距离，几乎可以跟新中国跟旧中国的距离来比。

陈晓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生的精神追求。杨先生几十年来牢记着父亲的那句话：有生应感国恩宏。而他这一生也在追求着修、齐、治、平的境界。已经走了近一个世纪了，但是仍然在路上。

《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