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当杨振宁在清华园里读着《孟子》的时候，院墙外面连年的战乱其实一刻也没有停过。1933年初，日军占领承德，威胁北平天津。激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这也刺破了清华园的宁静。
陈晓楠：您自己第一次听到枪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杨振宁：我那时候还在小学。我住在西苑里头，有一天半夜里头，我父亲从他的卧室里头跑过来，把我叫起来，把我带到他跟我母亲的卧室里头，还有我弟弟他们。那时候弟弟是个很小的孩子，都聚在一个屋子里头。然后我听我父亲跟我母亲讲话，我才懂。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听见有人从大门口进来，到了厨房里头，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日本兵来了。觉得进了这个四合院，那是一个小的四合院，进来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法。所以就把全家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头。我想这样子待了当时觉得是那简直是很长的时候，我想其实不过20分钟，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觉得恐怕听错了。然后我父亲就去看，回来说是没有人。大门也没有被人打开。
很快，北平沦陷。身处华北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三校合并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把一家安顿到合肥老家弟弟那里，只身前往长沙任教。这个时候，杨振宁已经开始读高中二年级。然而上了不到两个月课，日本人的轰炸又来了。惶恐不安的一家人临时逃到了一艘民船上逃难。
杨振宁：我妈妈就把他们的棉袄拿来拆开，缝一些“袁大头”在里头。然后缝一张纸在上面，说是这个小孩名字叫什么，是杨武之的孩子。你如果找着这个孩子的话，请你跟这个昆明西南联大杨武之教授接触。随时准备要散到各个地方去了。
1937年底，南京沦陷。父亲杨武之所在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杨振宁一家人跟随父亲举家南迁。路上先要经过汉口到香港，然后再坐船到越南，几经辗转才到达昆明。到达昆明半年后，杨振宁就从高二直接报考了刚迁来不久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两万余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二，被西南联大化学系录取。
杨振宁：因为我父亲觉得我不宜念数学。他觉得数学太抽象与国计民生没有关系。陈晓楠：他很希望你能学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马上能够用在国家。
杨振宁：对，我没念过物理，可是因为要考大学的话，必须要考。物理也是一个考试的科目，所以我就借了一本《高中物理学》，自修。自修了一个月，这个月一修以后呢，我觉得这个物理比化学还要有意思，所以我录取了以后是化学系的学生。我一录取以后我立刻就去找化学系跟物理系的老师。说我想要改。
西南联大当时云集了国内一流的学者。其中物理系就有周培源、吴大猷、张文裕等学界领军人物。杨振宁在这里的学习，为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时期，精神生活是富足的，而物质条件却极度匮乏。
陈晓楠：后来您到了西南联大，当时在西南联大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物质条件也是非常差的是吧？
杨振宁：厨房他们抬一个大桶，很大。有这么大一个大木头桶里头装满了饭。抬来了以后我们很快就都学会了，第一碗饭不能盛得很满。你第一碗饭盛得很满，你吃完第一碗饭再去盛第二碗饭，就已经没有饭了。所以第一碗饭只盛半碗，盛半碗以后，第二碗再弄得很多。而且饭里头常常有小石子，还有麸皮没有弄好的。
陈晓楠：物质的匮乏其实还不算什么，日军飞机的轰炸让西南联大的不少师生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险恶遭遇。就是这样，杨振宁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的课业，而也正是在这里，好学的心被多名导师滋养，让杨振宁发现了物理领域的神奇与美妙。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陷入高度紧张，敌对的情绪让不少身在美国的华人，迫不得已和家人断绝了关系。然而杨振宁对家人却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杨振宁：我的态度是觉得，我跟我父母兄弟姊妹通消息天经地义。我不怕人来找麻烦。所以我一直是通消息的。有时候打电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五十年代打电话，第一电话不像现在这么听得清楚。第二两方面都紧张，所以我记得有时候过年的时候打电话，打了五分钟，讲来讲去其实就是说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老是讲这个，其实并没有多少的。两边的情绪其实也都挺紧张的，一方面又很紧张一方面又听不清楚。所以其实讲完了以后觉得没讲什么话。
这样的电话联系远远解决不了对家人的思念之苦。尤其是杨振宁知道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更是思之心切。1957年，就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前期，父子二人终于在日内瓦得以见面。
陈晓楠：那当时对您来讲，父亲第一次和您见面的时候，那已经是离您等于是离开国家离开中国，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你们两个父子两个人在日内瓦见第一面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