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当然还要后备耕地了，第二个就是你不能说搞建设就是铺大饼，铺大摊子，你得不断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多占地，我得让你提高拥有土地的成本，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啊，拥有土地是没有成本的，购买土地是有价格的，购买土地使用权，你比如说，现在房子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开发商我到政府那里批到了一幅地用来搞建设，那么这幅地使用七十年，政府跟你说你七十年的使用金得交给我，土地出让金交给我，那么现在只要我现在有钱，我买了一个大的我就得了个大便宜，以后我没有代价的，房产又不断升值，那么如果换一个方法，就现在讲的物业税，或者叫房地产税，或者财产税吧，那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吧，政府把这七十年的钱不是一次收完，分七十年来收，那么于是倒过头去的呢，你不仅买房子要付出一笔钱，以后每年都要收税的话，谁住大房子谁交的多，那你觉得我没必要住大房子，那你肯定要搬小房，那这用地就这么节约。所以在怎么使得土地拥有的成本提高上，那才能形成一个节约土地，更好的利用土地这种动力，否则人人都愿意圈大块地啊，四千亩五千亩，我最近到了一个地方看，一个大学都八千亩地，那你说，我也是目瞪口呆。

大企业进入农村的角色

尽管目前股市低靡，但是中国内地的老股民们，大概都不会忘记一只名叫做"蓝田股份"的股票。这只1996年发行上市的股票曾经有过非常优异的业绩：上市五年，总资产的规模从2.66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8.3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近10倍，追捧者无数。然而，2001年12月，一名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研究员发表的600字短文却刺破了"蓝田"造假黑幕，神话随之破灭，股价一路狂跌至几乎不名一文。用《证券时报》当时评论说的就是，"这面湖北省高高飘扬的农业产业化大旗，如今倒下了。"

陈锡文：资金链条一断他经营坏了，那农民就麻烦，农民很多原来的好好的稻田，变成养鸭池了，你说叫蓝田赔，他公司都没有了，不赔我这个地怎么办呢，对吧，要变成，恢复成水田的话要费很大代价，恢复过去了肥力还下降了，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大型的工商企业进农村行还是不行，这个问题啊，有很多的争论。

陈锡文说，尽管200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18号文件当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央政府是不提倡工商企业到农村长时间大规模地租赁农民的承包地的。但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确实很是风靡，甚至衍生出很多诸如"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等形式的产业模式。对此，陈锡文多持保留意见。

陈锡文：你到日本到韩国，到咱们的台湾省，甚至你到美国去看，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农地农用，在各个国家，这个农，前一个农就是田了，后一个农是两件事，农地只能用于农业的用途，农地只能给农民用，它是这个，所以不允许倒流，就是城里人你都已经从农村进了城，你再回来怎么能行，那又要分割规模了，所以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农民的人逐步逐步往城里走，留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那么留在农村的所谓经营规模它就越来越大，这是个符合规律，一倒回来它两个问题，倒回来如果是大资本，小农户肯定斗不过他，三下两下败出去就走了，没办法，地没了。

站在一个政策研究者的角度，陈锡文说，很多事例告诉他，对待大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政府要相当的谨慎。

陈锡文：工商企业进入农村，它资本实力很大，不是一家一户对付得了的，那么一到农村肯定是不公平的，小农户和大公司怎么能处在平等地位呢，公司我们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鼓励他去做什么呢，鼓励他在产前产中产后给农民提供服务，一台联合收割机好几万，七八万，十来万，你叫农民买买不起，一家一户买了有什么用呢，这么一点地，两小时就收完了，我不能为两小时就买台收割机吧，但是你是给全社会提供服务，你买拖拉机，走南闯北你就可以赚钱去了，这就是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一个很好的典范，再一个就是农民要卖西红柿，那么你要恰到好处的时候去收，而且要有一定的保温的设备去收，收完之后运输，储藏，这要一整套专业设备，这农民自己搞搞不了，所以产前产中产后，我们需要大量的工商企业去进入，但最好不要去拿农民的地，因为你一去啊，一台拖拉机就顶多少农民啊，那你一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用不着这么多农民种地，这是好事啊，那农民上哪去，农民要有就业这事好说，农民要没就业呢，这就是个社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呢，应该是最好的让农民自己来发展他的专业合作社，通过他内部的专业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