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位外表挺拔、神采奕奕的绅士端坐在看台上，默默欣赏着这一个全球瞩目的盛会，恐怕没有人知道他平静的外表下，内心是怎样的波澜起伏；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作为一个台湾人的他，为何对北京奥运情有独钟。这个人就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他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工程组的召集人，和北京奥运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幕式结束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北京吴经国的办公室约访到他。尽管前一天观看开幕式稍感疲累，但是未了的开幕式余温还是引得他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台湾经济的衰退和社会治安的恶化，台湾一些人士开始试着向大陆找出路。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返乡探亲；1988年初，台湾开通两岸的间接通邮；1988年5月，台湾提出对大陆政策区分为官方与民间，官方维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民间则渐次开放。两岸冰封达40年的局面开始松动。此时的海峡之间，需要机会更需要勇气。在萨马兰奇嘱托之后不久，台湾有意组团赴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当时，吴经国代表台湾与中国大陆谈参赛的相关事宜，其中，最为焦点的就是台北队出场用什么名称的问题。恰巧的是，大陆方面派出的主谈判人正是何振梁。
吴小莉：您那时候是跟何振梁先生首先是对手对弈的就是这场。
吴经国：哎，两岸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来往，唯一能够打破这个僵局是透过体育来产生这个效应，北京90年要办亚运会，台北来不来，如果台北方面不来，也很遗憾，要来就要解决这个当前最关切的问题，所以1988年的12月份在维也纳，萨马兰奇把我找了，把何先生找了，把香港奥会的主席沙理士，他也找了，就这么四个人坐下来，萨马兰奇讲，好，北京亚运会，90年就要办了，现在1988年的12月了，你们的困难，有什么困难你讲出来，我跟何先生就把这个中文翻译的问题讲出来，萨马兰奇说这部分有什么分别，他听不懂，到底“中国台北”跟“中华台北”有什么分别，他如果实在不懂他就问沙理士，你在香港，到底Chinese Taipei翻译成什么样比较合适，他比较客观就讲了一个，他说Chinese，不应该翻译成中国，可是呢，当然这个是双方的坚持，所以他也不便多表示意见，所以我跟何先生约了在1月10号，1989年的1月10号，在香港碰面，何先生那时候带了魏纪中，好像还有带了屠铭德，我跟徐亨先生我们两个人去。
吴小莉：但是还是各有坚持，无法谈成。
吴经国：吃饭时候大家都非常愉快，吃完饭一谈正事一坐下来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各有坚持，台北方面授权给我们也是说一定要坚持“中华台北”。其实两岸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个字不要政治化，都是双方共同常用的一些字眼，这个诠释一不同啊，台湾就产生排斥，这个排斥产生你也没有办法接受我，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你，这就是为什么造成困难在那里。
在香港多次协商未果之后，最终还是来自北京的一个声音将此一锤定音。根据吴经国的回忆，后来谈判情况被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个“中华”大陆也能接受，就称为“中华台北”吧。
1989年4月5日两岸签署文件，确定台湾代表队名称为“中华台北”。
1989年4月17日，签署后12天，吴经国率中华台北代表团参加亚洲的体操青年体操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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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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