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觉得这些作协是有危机的，我不是说韩寒把他们骂垮了。
沈双：他自己有危机。
梁文道：而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种时代的变化里面，就是我在想会有年轻人还想加入作协吗？你如果认真想写作的话。比如说我们能够想象有一天韩寒当了全国作协主席这种情况出现吗？
韩寒与作协的连番对垒其实并非孤身作战，中国文坛中对作协的不满可说是比比皆是。有作家认为，纵览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得不遗憾的说，举凡取得些成就的作家们，大抵是远离作协体制或者是在作协体制中处于边缘的，一旦当官了，成为某某主席、副主席，那基本上就等于文学自杀。
观察这一现象，作者总结出一条好作者定论，不加入作协最优；加入了作协但就挂个号，领取点福利，其他的就别搀和了，次之；如果做了官也一定要捡小的做，再次之。万一做了大官，某主席某副主席的，那恭喜您已经脱离好作者定律，而进入了作协定律，作协不生产作家但可产生主席。
作者指出所谓知耻近乎勇，这些被体制豢养的作家们，尤其是那些被豢养的无比舒适的大大小小的作协官员们，该好好的思量一下，所谓知识分子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高贵之尊严这类的恒久远的价值。深刻自省豢养自身的作协体制对于自我文学创造的迫害，而得以能从反思中起步，争取早日写出点有价格的作品出来，而不是在那里倚老卖老，指责韩寒这样年轻独立的批评者，而且横竖总用一个不成熟在那儿批判，一点儿创造力都没有，却不知道不成熟跟年龄屁大的关系都没有，跟心智才有关，当然也跟是否被豢养有关。
梁文道：其实这样子讲作协也还是有好作家的，舒彤也是作协会员。
沈双：王安忆。
梁文道：王安忆是主席呀，上海作协主席还当过海南的作协主席，也都还不错。这些作家也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作家。可是问题在于说这种机构，这是前苏联的一个体制，那么苏联已经不见了，现在俄罗斯已经也没有作协了，中国现在还延续着这样一个体制，到底合不合理呢？因为我首先想到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全世界文化政策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凭什么纳税人要给钱去养一帮作家呢？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呢？就这么简单嘛，要先回答这个问题。
沈双：我觉得其实当然说中国作协有它自己的特点，49年以后的文化政策有它特殊的这个走向，所以也就造成了作协这样一个机构。那么从这个比较广义上讲，这个作家和文学和任何的一种文学体制之间的这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
比如说诺贝尔奖，它也是一个文学体制，那么很多人都批评过那个美国的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她在得诺贝尔奖之前的作品，就远远超过于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的作品。那么诺贝尔奖金在中国引起的这个风波和争论就更不要去说了，所以这个文学和作家和体制和这个认可的体制，而且会带来实际的利益的这种认可体制之间矛盾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韩寒和现在这个作协之间的这种争执是一点都不令人惊奇的，其实就是说真的作协主席也应该稍微的放开心态，这只不过就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状况。
梁文道：但我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反省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吸收年轻人？就是说我真的觉得现在新一代年轻的、有志写作的人，是没有什么理由要加入作协的。
沈双：对，他不需要加入作协，作协那个情况以前是因为只有作协有那么多出版渠道，现在我不需要出版了。
梁文道：对，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作协迟早会面对这个危机，他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给我钱干嘛？养我做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在帮政府做事，帮宣传、统战，但是我觉得迟早这个功能会越来越淡化。
沈双：那么有没有可能说作家拿到这些工资，拿到这些政府的资助，并不是因为它的一定要按照某一种语境去说话，或者某一个旋律去创作，而是因为文学它本身的价值得到了一个认可。我觉得文学也是一种生产活动嘛，对不对？它产生出来的这个作品，如果不是对此时此刻的生活有价值的话，对长远的人生应该是有价值的。
梁文道：OK，我同意你的说法，照这个讲法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么说，我们之所以要去给一些作家钱去写作，就等于政府要给钱去资助一些科学上的基础研究，比如说像数学。它都是一些短期内的，你研究数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就长远而言很有作用。
沈双：对，或者是理论数学，而不是说应用数学。
梁文道：OK，那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就要解决一个事情，你不一定要用月薪的方法去养一批人一辈子。比如像欧洲他们有时候会这么做，我一部一部作品给你赞助、资助你写作。比如说一个作家可以提出一个写作计划，政府有专门写作部门就说这个计划我们觉得很好，就给你一笔钱去写，又或者把这笔钱分配到各个图书馆去，比如说你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不就很多嘛。
沈双：对。
梁文道：请一些Writer in Residence人士，然后他可以在这儿写作，养了他一两年，但是问题是他有公开活动要做的，他要演讲、要见见读者。
沈双：我们岭南大学就有这个Writer in Residence，这个香港就有。
梁文道：但是反过来很奇怪，我从来没见过作协有这种东西，我没见过作协要作家有义务出来要跟读者办一个什么活动，一个工作坊、读书会。
沈双：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公共空间，这个作协好像永远喜欢躲在厚厚大红门之后。不愿意去占领这个公共空间，不是说去占领，而是利用公共空间进行一些公共教育的活动，比如说文学营。像我们今年岭南的驻校作家张大春，他在台湾做了很多文学营嘛，对吧？通过公共的文化活动来教这个年轻人小说的技巧，非常非常细地去讲这个小说中的时间、速度等等，这样非常专门的问题。
梁文道：对，这就好啊。所以我觉得作协真的是这回不要以为这是个小事，他真的是已经开始要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了。好，那么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了。这场争论让我想起来其实英国、美国也有一些国家豢养的作家，比如说像他们这种体制叫做“桂冠诗人”，就拿英国来讲，“桂冠诗人”要干嘛呢？就比如说女皇生日、国王登基、驾崩，这种时候就要写一首诗出来当中朗诵；再过一阵子，大家就会看到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也有“桂冠诗人”出来写诗朗诵。
但是一般而言，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些“桂冠诗人”是向建制投靠，但是起码他们都是很有地位，文学成就很高的大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整个国家才有这么一个“桂冠诗人”，而且一当就当好几年，跟我们拿一大笔钱去养一大批，这能叫“桂冠作家”吗？是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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