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烟雨迅疾演变为狂风骤雨

午夜，我从王府井报社大楼走回东四十条宿舍，虽然很疲乏，心里却有点轻松，总算稀里糊涂地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同时，隐隐约约似乎有点明白：党报文艺部门的任务和我自己作为党报一名编辑的工作，大约就该这么做。

转而批判《文艺报》

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同时接受另一篇文章的任务，要按毛主席指示精神，严厉批评《文艺报》，实际上是指责文艺界领导。他同《文艺报》领导冯雪峰等人都很熟，对文艺界领导周扬更是非常尊重，如何下笔，煞费苦心。那几天他也没有去办公室，在家苦斗几天后交稿，送呈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据说毛主席仔细作了修改，还亲自写了几段，定了题目《质问〈文艺报〉编者》。文章口气很大，措辞严厉，咄咄逼人，比如下面这些段落：

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对待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文章署名袁水拍。见报前水拍再三请求不要用他的署名，以“本报评论员”或短论形式为妥，但是上命难违，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后来为此署名招来不少斥责和嘲讽，他虽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战斗已经打响，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披挂上阵了。

我在那篇文章里写了“可贵的第一枪”字样，二十多年后收入随笔集《留春集》时就改题《可贵的第一枪》。这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真的像50年代前期思想文化领域开展运动的“第一枪”，明艳的秋阳中顿时阴霾密布，硝烟弥漫。10月24日，接着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赶出来的《走什么样的路？》，邓拓在见报前亲自审阅，加了很有火药味的一句话“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同一天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作协会址召开座谈会，茅盾、周扬、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都出席，由作协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近二十人发言。主持人首先请俞平伯讲话，周扬最后发言。座谈会气氛虽然比较温和，发言者都还称“平伯先生”如何如何，但是语调都很严厉。10月、11月报上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到《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这场“批判运动”就扩大到整个文艺界，批判的矛头也就不只是俞平伯了。

其后举行的中国文联座谈会上，胡风发言中从《红楼梦》研究的唯心论观点转向《文艺报》的资产阶级老爷式态度，扩大到文艺界领导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宗派主义作风等等，情绪激昂，用词尖锐，于是引起反击。到1955年初，就吹起“批判胡风”的战斗号角，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让位给更大更重的战斗，后来迅速发展为敌我矛盾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踵而来的，就是对胡适的批判，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文学界又开展对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直到1957年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迷茫烟雨迅疾演变为狂风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