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禁锢土崩瓦解

韩庆生说，案发后他收到了全国数百封来信，“都是相似的遭遇”。

周明达说，当时武汉有大量的“星期日工程师”，他们周末到乡镇企业兼职，赚取一些报酬。“当时虽然有国务院规定可以兼职，但是地方单位并不愿把自己的人放出去，80%的人都是偷偷摸摸出去兼职，然后通过老婆去拿钱”。

“这个案子如果让我现在做，我可能不会做无罪辩护”，周明达说，但当时使用的1979年刑法并无同业竞争、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专利权等问题，所以按照“法无明文规定则无罪”精神，有理由为韩做无罪辩护。

韩庆生认为，当时即无专利权概念，也无技术转让的说法，《专利法》直到1984年3月才被颁布，“知识分子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劳动所得对不对的问题”。

周明达把此案称为“改革开放知识分子第一案”。他认为，此案的意义是，知识分子韩庆生的抗争在此后引发广泛关注。

“这已经远远不单是一个法律个案，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明达说。

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发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而在周明达眼中，此案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此后，知识分子被确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家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也在恢复他们应有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