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随后的7年间，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始逐步试行身份证制度。
24年前的8月30日，北京市居民380人首批领到了居民身份证。颁发首批居民身份证是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大院里进行的，中国歌舞剧院的歌唱家单秀荣成为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公民。
如今，被称作“中国第一公民”的单秀荣，那张身份证已经被北京警察博物馆收藏。
个体的解放和公民意识成长
在并不遥远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出门办事习惯带着户口本、单位介绍信、工作证，抑或党组织等集体的证明，以证明“我是谁”。
然而，从1984年的那个夏天开始，这一切就开始随之改变。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公布。8月30日，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成为10亿国人中第一个领到的身份证居民，也因此被称为共和国“一号公民”。
从此，淹没在“人民”“阶级”这些模糊而宏大话语中的人们，从对“单位”、“组织”等集体的身份依附中解放出来，人们不再是被集体概念裹挟的符号，成了真切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体。
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实施--这一改革开放5年后的盛夏结下的“果实”，是个体意识觉醒和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从以集体意志为圭臬的计划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契约社会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势必要打破计划体制下对个体整齐划一的集体化归类，以及个人对集体的过度依附。
身份证的使用，催化了社会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使得人们已经麻木的个体意识开始复苏。自我存在意识和尊严的回归，激发改革浪潮中的个体去发现并开掘自己的潜能，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
同时，身份证制度的实施，顺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作为劳动者的个体”在内的生产要素频繁流动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社会语境中，有着各自利益诉求的芸芸众生，成了独立的权利主体和可以自由有序流动的个体。手持身份证的公民，可以更加便利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极大地解放了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身份证制度实施以来的24年，也是中国公民意识逐步确立的过程。身份证制度的建立，不但是自我身份确认、自我认同的体现，也强化了公民自身权利义务主体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而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契约社会，其核心要义所指涉的即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居民身份证更加明确了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以及其他诸多权利和义务。公民作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其主体意识也强化了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参与意识、平等竞争意识等。
今天，身份证无疑成了个人的“条形码”，其使用范围和功用也越来越大。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活动，离开身份证都将困难重重。
但是，居民身份证很多时候还是作为户籍和人口的管理工具，且并不能适用于中国所有公民。虽然，公安部1997年就曾提出将“居民身份证”改名为“公民身份证”，但直至目前仍旧没有实现。
因此，24年前结下的那枚“果实”还有待成熟。我们期待统一的公民身份证制度尽快建立，打破城乡壁垒和地域差别，让所有的中国公民凭借身份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自由地迁徙，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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