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当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1985年4月，经济体制改革给市场带来变化，武汉农贸市场上水产品等供应充足。
1984年2月，重庆进行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建成工业品贸易中心。
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邓小平这样评价。
【缘起】
提“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如泥牛入海
“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争议很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体改委原委员杨启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他说，就是在文件出来后，争论也没有停止。
作为经济学家，杨启先认为这个《决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需逐步解决，但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是很大的突破。
然而，这样的突破却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
“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早在1962年，广东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那个年代，卓炯的声音如泥牛入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学界开始重提商品经济。
卓炯1979年春又撰写了著名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同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厦门大学教授胡兆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年后，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在《财贸战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这些见解没有被采纳。
1980年5月，被称为改革开放重要参谋的原国务院体改办(原国家体改委前身)成立，也希望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作些努力，但没有成功。
杨启先说，体改办在1980年9月8日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但在各省书记省长的座谈会上，对此分歧很大，文件也只好搁置另议。
1981年，杨启先就任体改办规划局长，提法就谨慎多了，只能说我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说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