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认同到价值观认同
1983年的卓长仁劫机案，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震动中国大陆的一件重要事件。这件案件一方面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国人众所周知的“严打”政策；另一方面，自这个事件后14年，直到1997年两岸首次遣返劫机罪犯为止，劫机飞往对岸成为了威胁国人生命安全的一桩严重犯罪行为，并且14年中屡次出现。
回顾往事，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看似偶然的事件，会带来一些历史改变的契机，尽管这样的契机会未必见得能够在当时出现。
卓长仁劫机案以及后来许多次劫机犯罪的出现，最终促使两岸尤其是台湾当局下定决心，政治首先要以民生为福祉，劫机行为作为犯罪行为，决不能再得到鼓励。
20世纪后半叶的多数时间中，两岸之间通过一种破坏性的规则来相互制约。而海峡两岸都出现过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
但是，改革开放和几乎同一时期台湾社会的逐渐宽松，给了两岸一个建立价值观认同的机会。
法制认同是价值观认同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任何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法律之精神首先能够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内部环境，促使社会稳定和繁荣。
同时法律精神也能够建立一种良好的对外形象，促使外界形成对本地区基本秩序的信任感，并进而推动本地区的发展。法制首先是一种理性和标准的建立，只有统一标准，才能真正将人民的基本权利置于一切之上。在法制的精神下，两岸中国人有机会能够平等对话，能够把血脉和文化的渊源，通过理性精神落实到具体的问题上，从而更好地建立民族信任。
劫机现象的最终消失，确认了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任何现代制度，可以允许意识形态分歧存在，却决不能允许违法犯罪行为以假意识形态之名肆虐。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逐渐认识到的一种基本理念，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支撑中国人克服艰难险阻，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只不过从两岸遣返劫机犯的事件中，更加典型地体现出来而已。两岸中国人今天都相信，法律精神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
有法制认同，才有价值观认同。改革开放30周年，是海峡两岸逐渐摒弃意识形态恩怨，相互了解，最终建立信任感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民族、血缘和文化之外，两岸还要找到一些基本的现代化同类项。
因此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怀念中，我们不但要纪念那些伟大的时刻，也要记住那些改变了当时，更改变了之后的时刻，甚至是使人们回忆起来还会感到一丝痛苦的时刻。
周庆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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