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似好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是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

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虚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和干部瞎指挥风。（此记忆不尽准确，可查档案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

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郝科长，不知他是哪级派来的，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公社干部叫他郝科长。他穿着很旧，戴个“油渣帽”，整天和社员一起，听社员说活。一天中午饭时，他走到书记食堂保管室门前，大声叫司务长开门，说:再不开，老子就踢进来了！门开后，公社书记和司务长正在吃饭，马上请他一起吃饭。他督促着司务长把他们吃的酒肉白米饭抬到大餐厅去和社员一起吃，司务长早被吓瘫了，书记战战兢兢，不走。他便骂开了:“你们这些狗日的，群众吃糠都吃不饱，你们却肥酒大肉随吃！”正在用餐的群众听到了，内心万分痛快，但却不敢拍手，不过，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后来，郝科长叫公社粮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务分给群众去完成，群众从中得点细糠来造饭吃。大家说，加工这点米，还得几顿饱饭吃。虽说吃的不是尽粮饭，群众也已满意了！

郝科长走了，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就在瓢井进行。大会上公开逮捕了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三级的3个领导人，而后是3个“红旗”管理区的书记被逮捕，一个“白旗”管理区的书记借出粮食来支援重灾区。当时评先进的标准就是看谁的粮食产量报得多，多者插红旗，少者插白旗。

1961年10月，“大跃进”的错误开始受到一些制止，在落实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离职进修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