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报时，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一半到七成，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

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重栽，农民已饿死许多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都没有吃上，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欲望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