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工作。

上班前的这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农村办起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像军队一样，后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走进哪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有的社员便趁机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

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能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

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

学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下乡工作组，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任务是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炼钢铁速度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进民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架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

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

当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

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

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

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秧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山地方堆了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

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

增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到了大“增产”。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