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饥饿：一个基层教师的“大跃进”记忆

我们亲历的“大跃进”转眼就半个世纪了！五十年过去，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亲历过“大跃进”的人已经不多了，当时执政的中年人就更少了。连我这个当时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已年逾古稀，写作已感困了。当时农村文盲很多，旧社会的文化人多出身于地富家庭，阶级成份高，被管制。新社会脱盲就可当干部、小学毕业生当区委秘书，有点文化者当了公社干部，多为“大跃进”推波助浪，得罪了人民，现在不愿回首。

自已受害最深的农民能写回忆录的几乎没有，他们的后代有文化了，又不相信历史会那么荒唐。当时被管制的文化人不敢写。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反对这“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牙齿缝里对“三面红”迸出半个“不”字也要被批判斗争，故尔“大跃进”的错误、罪恶被掩盖下来，使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被沿袭下来。现在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那段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了。鄙人不才，只能回忆记录当时自己亲历的生活片段，以此作为引玉之砖，期盼方家佳作。

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6元，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是不够吃。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为不使学生分饭吃而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汁从饭平面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六了多少粮；

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

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又买不到碎米了；

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那粘在红薯上的米饭吃，因而产生纠纷。……

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

学校实行按量供饭制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我的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