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何先生，您认为高铁在香港掀起这么大的争议，政府多多少少该负一些责任吧？

何亮亮：政府当然有它的责任，其实这样讲，我们讲到大型基建项目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态度一直是不积极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也已经批准了，反对的声浪不是很大，有人反对，但是没有像高铁声浪这么大。

从高铁看港府施政

姜声扬：但是建设港珠澳大桥的最好时机其实已经错过了，高铁现在也有这个情况，港珠澳大桥最好的建设时间应该是在90年代，当时的香港的港口在亚洲来说仍然是第一流的。但是现在由于中国内地，特别是深圳的盐田港，已经快要超越香港了。在这样情况下来建，今天我们不是讲港珠澳大桥，但是出发点是一样的。

就是说香港特区政府，特别是早期的香港特区政府，他们对于任何可以把香港跟中国内地联系起来的大型基建项目，他们没有兴趣。不管是大桥还是高铁，高铁最早，那只是有人在谈论而已，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高铁也还没有出现，所以人们也看不到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从一个殖民地政府，原封未动的变成了一个特区政府，殖民地的一些高官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一个心态他们还是用英国人治理下殖民地的高官的心态来看，还有他们精英心态，看不起老百姓。这两种心态合在一起，就使得香港政府出现什么？朱镕基总理早有一针见血的指出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但是现在香港政府已经开始改变了，虽然可能有点晚。我们再说高速铁路，高铁667亿投资，兴建时间是3年，2012年兴建，2015年才能够建成，26公里。你给它算算每年只能建几里，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高铁了，这是蜗牛的速度。

但是这也反应出了香港现实的一个方面，香港作为一个发育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它在黄金时期的，比方说在70年代，那种建地铁。香港的地铁或者轨道交通，长期以来其实在大中华地区一直是最先进和最领先，但是这个优势现在已经不在了。

其实香港过去有一些大型项目，地铁当年兴建的时候，也有很强烈反对的声音，但是后来地铁建成以后，谁都感受到地铁，对于香港这个现代化社会的便利，这是第一。

第二，香港的机场，香港这个机场现在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在兴建之前面临强烈反对的声浪，当时包括北京也反对，但是这个机场建成以后，大家都看到了，它对于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化大城市，所谓国际化都市。

姜声扬：太好用了。

何亮亮：所以同样的道理，高铁你现在可以拼命地反对，但是等它建成以后，当你坐上高铁，可以在48分钟到广州，在极少时间你就可以到北京、上海，10之内的时候，感觉会是不一样的。

那么香港政府在这方面，我想它现在面临最大问题已经不是交通的问题了，就是香港这个社会在深刻的变化。年轻人为什么有强烈的不满？政府方面开始感觉到，现在比方说大学教育比较普及了，但是现在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换句话说过去，你出身寒门，只要你大学毕业，像曾荫权特首那样，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出生，通过很好的教育，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上的精英。

但是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再成为精英了，所以他们有愤怒，他们有反感。另外现在香港人的公益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他们总是怀疑政府和大财团之间有利益勾结，他们把利益勾结称为是所谓中环价值，中环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众多大财团办公楼的所在地。

就是很多民众，包括青年一代，也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在反思，他们在挑战所谓的中环价值。但是政府对此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因为社会发生变化以后，政府怎么去应对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子说到最后又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

刚才我们说反对派为什么要利用这个高铁问题来挑战政府，他说因为这个政府不是我们选的，因为立法会只有一半的议员是民选的，如果立法会全部是由民选的话，这个高铁肯定是通不过，所以我们要用全民普选来产生一个立法会。

归根到底他又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社会，本身矛盾也是很尖锐的。所以看的是高铁，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我觉得目前从高铁的处理上面，我觉得他们试图来研究香港社会到底有些什么变化，他们如何来根据这样一个变化，来改善他们的施政。从这个角度来看，高铁的兴建在香港应该带有一个转折性意义的。以后香港政府，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施政。因为香港的民众，经过这样一个事件，大概也会更多的来考虑香港到底要怎么样发展。

姜声扬：好，非常谢谢何先生为我们做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

《时事开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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