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浩：很多舆论在分析中日关系的时候，都喜欢分析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来展望未来，到底中日关系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关系呢？

石齐平：我们谈中日关系的中气候，要谈中气候，我想我们稍微再做一点回顾，回顾到去年年底，你记得那个时候日本新上任的首相叫做福田，他上任没多久以后就跟安倍一样，头一个就是访问了中国。

郑  浩：嗯。

石齐平：我记得去年12月福田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件事情让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一个他是到北大去演讲，演讲中有下面这几段话，我觉得值得在这边稍微再加引述一下。

福田他说，日中两国，他是用日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力量，能够对亚洲或者对全球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然后在演讲他又提到，日中两国的未来，并不是选择是如何合作或者对立的问题，而是怎么样选择或者是决定一个有效合作的问题。

第三他又说了，他说日中两国理应该为建设亚洲跟世界美好的未来，成为一个创造性的伙伴，我觉得这个词儿，也是比较新鲜的一个概念。

除了在北大演讲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他并没有像一般西方的国家的一些领袖人物，到了中国除了北京之外，第一个就跑到西安去。

郑  浩：西安。

石齐平：他没去，他居然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山东的曲阜，跑到孔庙去了。在孔庙参观的时候，他说似乎好像回到了2500年前的共同的文化源头，这句话讲的颇有深意，对不对？

然后在一边参访的时候，解说员一边介绍，孔子以前讲过什么话，他就喃喃自语的，用日本话把他所熟悉的孔子讲的话也把它复述一遍，然后就跟大家说，我在中学开始我就读论语了。

最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参观活动之后，往往请贵宾然后铺开宣纸，来提几个大字，大家就看到，他凝气定神的就写了四个大字，叫做，这是孔老夫子讲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温故，他没写知新，他写创新，我觉得这个字改的妙。

知新稍微有点比较消极，创新比较积极，我觉得这个创新跟刚才前面北大的他的演讲，提出创造性的伙伴，我觉得是可以互相呼应的。

郑  浩：嗯。

石齐平：所以我就，要谈中气候我觉得先回顾到这一段，我就先想到了去年他在中国访问的片断。

郑  浩：对，您这次的回顾，对福田康夫去年12月的访问中国和现在的中气候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石齐平：我觉得问得很好，为什么我说福田到孔老夫子那边去，然后讲的这些话，和北大那里讲的话，跟所谓中气候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再对更长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了。

我们一般人，或者一般人，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历史里面，首先想到是秦朝，秦朝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嘛。

郑  浩：对。

石齐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多的还是传说的成分，在正史里面有根有据的，我觉得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一定、肯定想到是唐朝了。

郑  浩：对。

石齐平：因为我们今天可以到日本去看奈良或者是京都，看到很多那种建筑，都是标标准准的仿唐式的建筑，可见当时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在文化上，建筑方面各方面，都是非常密切了，没错。

当时的唐朝，不但是中国后来3000年历史上非常出色的盛世，而且在全球范围之内，也是应该说相当于今天美国，甚至比美国还要更了不起的世界上的最先进的国家。

日本看中国当然是非常仰慕的，所以当时就派了很多的遣唐使，派了很多的留学生，还派了很多的和尚、僧侣到中国来学习佛学，请中国最有名的和尚叫鉴真和尚，也到日本去，去了好几次都没去成，最后终于去成了，可见当时双方面的交流是多么的密切。

郑  浩：对。

石齐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唐之后，唐、宋、元、明、清基本上日本跟中国的交流都非常密切，一直到清朝中期以后。

清朝中期以后，我们都知道，世界发生了巨变，也就是18世纪到19世纪那个时候，西方的近代文明经济崛起了，当时以英国为核心，以七欧为范围，在工业革命跟早期的资本主义的涌现之下，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科技的经济文明。

这个经济文明，通过贸易，通过军事的行为，通过殖民的方式，把全球纳入到它那个系统之下，他当然没有放过亚洲的日本跟中国，开始敲中国跟日本的大门，要命的是中国跟日本当时都处在历史中所谓的封闭的锁国的阶段，他不愿意跟西方进行交往，但西方不让，于是1842年，中国就被打破大门了，就是鸦片战争。

日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850年的美国也打，敲开你大门，签订的叫做《神濑川协定》（音对），全部都是门户开放，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日本跟中国的命运是非常相同的。

郑  浩：嗯。

石齐平：但是命运虽然相同，但是双方面的回应的心态不同，中国回应的心态，我们历史上都知道，是抗拒嘛，义和团嘛，是回避躲闪，日本不是，日本了解到这个情况，抗拒不了，必须承认自己是落后的，所以才开始下定决心进行所谓的日本明治维新。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1867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就标志了中国跟日本在同样的冲击之下，日本选择的一种不同的道路，这个日本跟中国所选择的不同道路，在相当程度上就决定的中国跟日本在往后100多年的命运，也就决定了中国跟日本在往后100多年的历史或关系的发展。

郑  浩：对，但是明治维新之后，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日本开始侵略中国。

石齐平：对，就决定了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了，对不对？

郑  浩：嗯。

石齐平：我们再把这个延伸下去，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呢？因为它明治维新，它富国强兵了嘛。仅仅30年就证明了日本打下了强国的基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1895年，距离日本维新，日本维新开始还不到30年，它就打败了中国了，这就是甲午战争，然后取得台湾。

不但打败中国，再过10年它又打败了沙俄，真正变成一个大国了，我现在这边要提醒的，1867年开始的时候，日本明治维新不但是在整个制度上进行了大的改造，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要提到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

伊藤博文那个时候是明治维新的时候重要的一位大家，可是另外一位叫做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出生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就眼看着国际大使就提出了一个对日本历史发展非常深远的一个观念，叫做“脱亚入欧”。

郑  浩：嗯。

石齐平：这个“亚”，严格的说，在当时所谓的“亚”就是以中国代表，这个“亚”在他的心目中是什么呢？是封闭的，是封建的，是落后的，是贫穷的。

“欧”代表的是谁呢？“欧”代表的是英国、法国、德国，“欧”还不是美国，“欧”代表什么呢？就是先进、繁荣、发达、强盛，所以日本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虽然我过去跟你学了很多，虽然我过去很仰慕你，但是你现在不行了，我现在不在与你为伍了，我不跟你走在一块儿了，我要跟你切割了，我要走到那边去了。

这个一方面是明治维新，一方面是脱亚入欧，这就让日本不但在亚洲，或者在全球站起来了，而且也对中国形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或者是压力。

郑  浩：对，这个是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脱亚入欧，但是从历史上看，我们到现在来回顾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中日关系，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关系？

石齐平：是，我们再把关系再延伸一下，我刚刚已经讲了，1867年以后日本就开始明治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用今天咱们中国的话来讲，就是改革开放。

郑  浩：是。

石齐平：是改革开放，只不过他比中国改革早了十几年，早了112年，然后他开始强盛起来了。相反的，中国在1867年之后，开始衰退了，因为没走对路嘛，衰退到从清末一直到衰退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还是继续衰退。

整个在中华民国前阶段一直就衰退，然后到1949年国民党战败，国民党战败了以后中国大陆的新政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走上了一条左的路线，然后在政治上又搞什么文革，一直到1978年，这100多年来，一直到走下坡。

划一条曲线的话，他一直这样走，但是走到1978年的时候，停下来了。中国命不该亡，这个时候邓小平在，邓小平出来了，把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跟趋势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扭转，改革开放。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中国改革开放比日本明治维新整整晚了112年，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称作为中国的小平维新，跟日本的明治维新类似。

日本的明治维新30年就打定了很好的基础，中国的小平维新或者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整整30年，也把整个中国的命运正衰起闭（音对）了，可是这个你看，这条曲线下来到最后的时候，突然间起来了，这个时候对日本开始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了。

郑  浩：对，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日本您刚才说有冲击。

石齐平：对。

郑  浩：什么冲击？

石齐平：这30年变化太戏剧性了嘛，他一开始当然心理上不太能够接受嘛，你过去就是我手下败将，我从来没把你瞧得起过，这三代的日本都是这么想的，100多年了吧。可是你居然起来了，他还是心里面瞧不起。

再过一阵子，你还在继续起来，他有压力了，中国威胁论第一个是日本最早喊出来的，1990年代初期，然后变成世界上一个共同的语言了，日本也跟着继续喊。可是再喊下去发现又不对了，我虽然每年都在喊中国威胁论，可是每年都还是10%、10%、10%这样上去，这样喊下对吗？

所以日本肯定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中国这30年的这种快速的崛起繁荣，是一个暂时性的，是一次繁荣完了以后就回去了呢？还是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端？

如果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端，那么日本脱亚入欧的政策，势必到了必须要重新检讨跟改变的时候了，日本今天正在面临到这样一个重新的思维。

郑  浩：对。

石齐平：从某个角度来讲，安倍到福田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也跟这个气候有关，我把这个叫做中气候。

郑  浩：对，中日关系应该是以史为鉴，一切向前看，但是向前看就遇到我们这个问题了，就是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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