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圣敏：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同感，我觉得我们媒体，在有的时候，过分地宣扬了，西方对我们的态度，特别是当他们的态度不太公正的时候，过多地报道这个方面。我想这就是表明一种心态，我们还不够自信，你们都知道那个《大唐西域记》，就是唐玄奘和尚，他去西方取经，他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他以前没有见过白种人，后来他到新疆见了很多白种人，他说那个白种人，他说他们赤发绿睛，红头发，绿眼睛，貌类猕猴，他说长得，脸像猕猴一样，然后他说容貌鄙陋，他说样子很丑，因为那是黄种人你看白种人，你看不顺眼。

王鲁湘：那时候黄种人有优越感。

杨圣敏：那时候唐朝人啊，唐朝是大国，他很自信，那现在我们没有那么自信了。其实中国是个大国，尽管我们经济上，我们还是第三世界的这种水平，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统，历史的传统，我们仍然是世界上站在最前列的一个大国的传统，所以中国人应该有这个风度，有这个心胸，所以为了中国的发展，也是为了世界这个和平，我想多交流，是中国人，中国政府，必须做的事情，

杨圣敏：杨教授，您好，我是鄂伦春族，因为我们的民族是狩猎民族，沿袭下来的狩猎文化，在96年的时候，那个鄂伦春族自治区禁猎了，这样狩猎文化就慢慢消失了，您怎么看待一个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慢慢消失之间的矛盾呢？

杨圣敏：这种情况其实是世界范围的一种难题。全世界大概有3亿到5亿是人口较少的，那么经济发展水平又比较低的，受到大的民族那种文化的冲击，它的文化，包括语言，在濒临消亡的这样一种过程中间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现象，大民族，包括汉族还有其他周围的比较，人口比较多的民族，都应该反省的一个事情。鄂伦春，原来它是一个狩猎民族，它怎么样才能狩猎呢，必须在森林里边，那个地方原来是森林，他们在那狩猎了三千年以上了，那后来其他的民族人去了，把那个森林砍伐了，把那个地种成庄稼了，政府优待他，说你们不要在那个森林里到处去游荡了，你们住砖砌的房子，比你们原来的生活好。他脱离了狩猎，他文化会逐渐自己消灭，文化消灭，有一个什么影响呢？好比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鄂伦春的一个丈夫，他是个猎手，他打枪很准，他就去打猎，他就可以养活他的妻子，你让他当工人去，或者让他去种地，他种不好地，他也当不好工人，他的妻子这时候就怎么看他，就不会像原来那么尊重他了。

王鲁湘：很多这样的，就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的过去的传统生产方式，改变了以后，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民族中间的青壮年男人，都变成酒鬼了。

杨圣敏：酗酒，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大量地酗酒。

提问：杨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藏独也好，还是疆独也好，它和民族间的这个认同感有没有关系？谢谢。

杨圣敏：民族主义，民族情绪，它是进行社会动员成本非常低的一种方式。我想他们藏独和疆独所以能够制造很多事件，包括一些几百人的、上千人的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民族的冲突，那是因为他利用了很多人那个民族情绪，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当然这些人他们本意是想为本民族做一点什么，所以他认识到以后，知道那上当以后，他们很快会改，不会一直跟着去做。所以在近代的新疆，有这样一个现象，所有的那些主张分裂的那些运动，起来得很快，就是用民族主义的这个旗号，下去得也非常快，就是骤起骤落，实际上藏独和疆独都在利用这个旗号，为少数人争夺政治的利益。

王鲁湘：感谢杨教授精彩的演讲。的确，民族由来已久，这其中有历史的复杂的遗留，也有沟通上面的观念错位，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每个人都会属于一个民族，而我们呢又都是中华民族中间的一员，我们应该是平等与互信的。那么如何更好地沟通、协作和共同开拓，这些问题都应该处于积极的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