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
2009年08月03日 10:51凤凰网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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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观念错位,中国与西方如何沟通?民族文化在融合当中又当如何自持?

王鲁湘:感谢杨教授精彩的演讲。我在听杨教授演讲的过程中间,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有时候发现和欧洲人很难对话。在他们看起来的话,只要有一个民族希望要独立,就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他,就是我们是强调统,他们是强调分,那么我想问杨教授,就是我们现在假如和一个欧洲的一个知识分子来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怎么样才能够去让他的立场比较接近我们或者同情我们?

杨圣敏:我们开放到底时间比较短,20多年,不到30年,在开放以前,我们比较闭关,当然那个时候是一种,西方对我们也封锁了,所以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不了解,所以有很多的误解。那当然我有很多西方学者的朋友,跟他们也经常讨论问题。如果说浅的话,他会尊重你,不愿意去争论,说深的话,往往谁也说不服谁。因为那个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我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之间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中国跟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学术界之间,特别包括政府之间,不断地去推动互相的了解,消除误解,当然我们也需要了解西方,我想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王鲁湘:您刚才也提到了新疆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做疆独,和藏独是一起的。但是我感觉到疆独和藏独这个概念,其实不一样。藏独,它是主张西藏独立的人,是把整个西藏和藏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体,然后这一块他要独立出去,是吧?

杨圣敏:对。

王鲁湘: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杨圣敏:主张疆独的人,他是想把整个现在的新疆都独立成一个国家,而且他把新疆的民族分成主人和客人,他认为我是主人,你其他的民族都是后来的,你们是客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疆的北部,到现在为止,主要是以汉族人口最多,其次是哈萨克族,历史上那个地方叫准噶尔盆地,准噶尔是一个蒙古人的部落名,历史上它曾经是准噶尔部,蒙古人准噶尔部游牧的地方,也不是南疆那个民族他们活动的地方,他们是很晚后来去了,而现在,他要求把整个的南疆北疆,都作为他的一个国家,叫东土耳其斯坦。

王鲁湘:那他也有点过分了嘛,他怎么代表北疆的人呢?

杨圣敏:对,他很过分。他在国外,他们就打这个旗号。那么编造一些历史,特别是维吾尔,他说自古,十万年以前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十万年以前还没有民族呢。现代意义上这个维吾尔族,应该16世纪初才形成。

王鲁湘:西藏的问题,因为我到西藏去过多次,我也跟很多藏族人是朋友,我也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咱们放下一些,其他的一些政治前提,就是推心置腹地来谈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的藏族人,从来他没有想到说,我要脱离中国去独立。

杨圣敏:对。

他们也非常非常希望融入到这种世界潮流中间来。所以你到拉萨去,你要是和那一些西藏的年轻人交朋友,那时尚得不得了。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也困惑,他们比如说像喇嘛教的这个信仰问题,一些基层干部,都是中共党员,按理说,中共党员应该是个无神论者,在信仰上,就不应该再是一个佛教徒了,可事实上,他们是佛教徒,他们一年中间大部分的精神信仰的生活,跟普通的藏族人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你是国家干部或者是中共党员而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有时候会感到有些困惑。

就是有一个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对比的问题,有一个党性和宗教性来对比的问题,哪个在前边,哪个在后边的问题,所以这个在很多边疆,有一些民族地区,还是比较普遍。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民族是什么,到底宗教是什么,所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包括政治学界,都在这么多年非常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它的本质是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民族就是个工具,是我们要利用它来我们跟其他的人群争夺资源,争夺利益,有的人说,民族它是一种心理的依托,那么有的人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解释。那么对宗教也是,现在有一些新的解释,一些新的认识。所以我想民族和宗教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认识。所以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们才能解释我们遇到的很多现象

王鲁湘:有一个网友,他有一个问题想让我向杨教授提一下,这网友的名字叫骑着马儿去赶集,他的问题是说,人们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相似的程度却越来越高。您提倡造血经济,从发展的角度,我也觉得没有问题,然而如果游牧民族,维吾尔族,藏族,都在楼房里头网,在马路上排队堵车,那么它的文化传统和经济模式的特色,是不是也就丧失了?

杨圣敏:我们不主张各个民族都要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或者说经过现代化以后,都剩下一种文化,那样对世界,对人类,都是一种灾难,就像自然界,生物界,它需要物种多样化一样,人类也需要文化的多样性,我想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用经济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这个民族发展的情况,它的民族发展的水平,其实是一种偏见,是不完整的一种标准。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要有更科学的一种发展观,什么叫发展,什么叫进步,不仅仅是经济数字,我们那个GDP提高了多少,另外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标准。

提问:杨老师,您好,我的问题就是,在民族人权问题上,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都特别奉行,喜欢奉行一种双重标准?

杨圣敏:我想第一个就是我前面讲过,中国跟西方国家隔阂太多了。另外一个方面,为什么他们有双重标准,我想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在宗教上,还有在其他方面,在历史上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相同的认识,人种上他们都是白种人,他们比较互相认同。那么到了17世纪以后,西方,特别是欧洲,它在科学技术上走到了全世界的前边,所以他自己就认为,他不仅科学技术,他的社会也是进步的,他有优越感,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西方世界的很多人有优越感。所以他在衡量他自己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用不同的标准。

提问:我国的文化非常地优秀,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好像一直跟在西方的声音后边走,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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