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熊召政讲述“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
2009年07月27日 11:16凤凰网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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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如何避免酸态,批判意识该如何正确展现,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怎样影响创作?

王鲁湘:谢谢熊先生充满睿智同时也是充满激情的演讲。刚才我特别注意到熊先生在说,他在读历史的时候,提炼出两个概念,其实也不是提炼,是抓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循环吏,一个是清流,那么我们过去,我们中国是一个道德立国的这样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很天然地自然地让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评价,从道德出发。那么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如果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历史,那么历史上所有的清流,那当然都会放在正传里头,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历史也好,当时现实的政治也好,生活也好,其实大部分是由循吏在主导的。所以给循吏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同时我们怎么正确地认识清流,也成为了我们新时期以来,写历史小说的,所有的小说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熊召政:对。干事的,所以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从道德出发,这是从事功出发的。但是你真这样做的人,往往又得不到好的评价。我就想到朱棣,这个人很粗暴,但朱棣提了一个观点,在一个领导班子里面,要小人和君子并用,这是政治,这用今天话叫政治生态问题。

王鲁湘:郑板桥经常画的一个题材就是竹子下面有一些荆棘,竹子是君子,荆棘是小人。

王鲁湘:君子和小人要在一起,才是一个良好的生态。

熊召政:所以你不要说,你说我要捉虫子,有一个虫子在里面,就有很多人,咬你一口,你晚上就睡不着觉,你要避免虫子咬,这就是你的智慧,它怎么能咬到你,这是它的智慧,当所有的智慧都在一起较量的时候,这就是人类,这也就是官场。

王鲁湘:写历史小说最难避免的就是我们当下自己的主观立场,这个主观立场不仅有当下的时代的立场,还有当下的个人的立场,个人的立场又受到你自己当下的社会地位,你的当下的遭遇,各种各样的你的人生阅历的这种影响。因此很难对历史保持一种平和的、敬畏的甚至宽容的一种心境。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历史小说,大部分,基本上都走了借古讽今这一条路子,可是您的话,就一直想说一个历史小说家就必须摒弃这样一种酸态,然后客观地、充满敬畏和宽容地还原一个历史的语境,然后以古鉴今。就是我把这一段东西,我挑出来这一大段,我肯定有我的主观选择,但是我并不在这中间做我的个人的小文章,是吧?

熊召政:你这个完全理解了我的这个心态,我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你这个酸态这个词虽然尖刻一点。但是正是我刚才演讲中没有说出来的。酸是我们的一大敌人,酸是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以我在画圆圈,历史一定要有它的客观的东西,不能偏激,否则我就说了,古人不能从棺材里面站起来反驳你,但是你的心里一定要觉得我无愧于他。

提问:你好,熊老师,我们注意到您刚才,在您的演讲中间提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我想问一下,您对那个,就有一部电影叫《大话西游》,我想知道您对这部电影有什么评论?

熊召政:我没有看这个电影《大话西游》,但是我听说了,因为没有看,我就没有发言权。我跟你说《西游记》的这样一个事情,我当时研究出来《西游记》这个写作当时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候,我说实话,我自己为我自己这个研究都要很吃惊。就是一个时代,一个作家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时代,而且作家也不必要超越这个时代,所有试图超越时代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你看托尔斯泰没有超越他生活的俄罗斯的那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包括罗贯中,吴承恩都没有超越。我们一个作家,今天这个作家在写《大话西游》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那么时代给了他什么启示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说,我现在对中国的越来越迅猛的娱乐化社会的倾向形成,我保有比较大的忧虑。

提问:您好,熊先生,在您刚才的演讲中,您说您的历史作品,是要把历史,要把我们民族光辉,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今天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所提倡的这个,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要具有史实,史鉴,史胆,可是我是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一个民族是在特定阶段,它是有脓疮,有过阵痛的,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您个人而言,您对于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这些脓疮,甚至现在至今滞留的这种脓疮和这种阵痛,您是怎样用一种史实、史鉴、史胆的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它呢?

熊召政:我说我把积极健康的那一面展现给读者,并不是说我的小说没有批判意识,恰巧你把这样一些,你比如说我展现了万历时候官场的黑暗,包括腐败,我都展现了,关键是你这个作者是在欣赏它的眼光,还是不负责任地把它和盘托出给我们的读者,让他去消化它,像毒药一样?还是你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把它表现出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有光亮,最光明的时候也有黑暗,你一定要把这里面分寸把握好,把你的清醒的这样一种描述,这个比例和你的批判意识要恰如其份地用好,这是一个作家的思想性问题,其实我们不矛盾。

提问:熊老师,您好,我是凤凰网的网友,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的小说《张居正》从问世以来,受到的批评很少,作为历史小说,很难得,但也有人认为,其中的历史观受到了儒家的影响,难得具有尤斯纳尔和卡尔维诺式的浑厚想像。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熊召政:我也不否认我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这就是我的,组成了我的主要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就是儒家思想。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民为重,君为轻,所有这样的一些思想在我脑子里面应该说起那种基本的一个思想的基石。那么我对世界上崭新的那些潮流上的一些思想,我也关注,但是我想到我用一种最新的一种思想的成果来处理那种我们中国原来已经存在于几百年的历史,它可能会有一种混合的效果,就是你说的,但是它恰恰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认为对改革提供一个思想空间的一种方式。儒者从来做帝师,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历代的帝王师都是用儒家的学说去影响他,去让他走上一个治国的真正的健康的途径。这个途径今天我们看在吸纳新思想的过程之中,它也许有它很多很多的不足和欠缺,但这个文化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繁衍、一次一次在困境中又重新崛起的精神粮食。所以我后来经过反复想了以后,我还是应该用儒家的思想写出这部书的基调来。

王鲁湘:思古源于辅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的重建,同时历史小说凝练出来的一些启示,一些智慧,往往更能够沉淀下来,更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的元素来加以继承。我们期待更多的作家为读者奉献出更多的优秀的历史题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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