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如何选取创作题材？展现光明与揭示晦涩，怎样取舍？借古讽今与以古鉴今，区别在哪？

历史小说题材的选择。我在《张居正》获奖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张居正，刚才鲁湘先生也这样问我，我说我永远要选取历史上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来重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发展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它辉煌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健康的一面，也有它晦涩的一面。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我是把我们民族的过去的已经的那些脓疮挑出来给你看？还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当中一些闪亮的记忆展示给你们看？这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所以这是我写历史小说的第一个基本点。

第二个就是不能戏说历史，更不能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漫画化。这一点我就想到前几年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帝王将相非常地泛滥，可是全是漫画化的、脸谱化的。我认为产生这个原因，第一是这个作家的创作上的心态，他还不是很成熟。第二个作家对他所写的这段历史缺乏敬畏感。历史小说家首先要对历史有敬畏，你不要说人都死了，已经过去几百年了，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是到45岁以后才知道手中笔的轻重和分寸。

褒贬一定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不是你个人情感的宣泄。历史小说的真实问题，千百年来都在争论，历史小说的真实也没有一客观的、可以大家遵照执行的标准，全在于一个作家自己的把握。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典范，但你要是完全按真实的东西去衡量它，你会找到很多硬伤。火烧博望坡，深山密林，描写的是你以为那个博望坡，那都是像太行山一样的，其实博望坡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罗贯中先生显然没有到过博望坡。长坂坡大战，华容古道里面的描写同所有的真实的地理情况完全不一样。古人他的整个的行走的能力，因为社会当时的状态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朝发夕至可以到任何地方，他们只能凭空想像，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认为《三国演义》比较好看和真实呢？就是对于一些表面上的这种真实，罗贯中有硬伤，但是在整个明代给他提炼的世界观、历史观上，他是准确的。

明代是以忠孝立国，他从元代把政权接过来以后，他讲究政权的合法性，正统。那么他就认为刘玄德的政权是整个继汉的，是正统的。这个他是根据明代当时的文化形态而定下自己的这样一个主题。第二个，忠孝立国是明代整个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国策，因此要塑造诸葛亮、关羽的文忠武忠。这是明代提供给他的世界观，也是明代的主旋律作品，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无视自己的时代精神，而去写一个完全不沾边的历史小说。但是越是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写主旋律就一定是脸谱化的，一定是让它扁平化的，这又违反了文学与历史双重审美的标准，因为你既要看到当下的时代精神，你又要看到你描写对象的文化质感。

第三个问题就是，应该从历史宝库中开掘时代精神，为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但不能借古讽今，做不负责任的比赋与调侃。什么叫时代精神？我说《西游记》产生于明代的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是一个明代所有的皇帝中最信道教的一个皇帝。在他手上有大规模的拆毁寺庙，命令僧尼还俗的这样一些运动。因此当时吴承恩在蕲春那个地方，蕲王府当书记的时候，就是当秘书，给蕲王当秘书的时候，没有多少事干。而那个时候的鄂东黄冈，也就是我老家，是为中国道教提供精神和技术支持的一个重地。最受嘉靖皇帝信任的陶仲文，就是黄冈人，是一个道士，最后当到了礼部尚书这么大的官。那么吴承恩住在蕲春，受到了当时这样一个时代的感染，写出了《西游记》。

《西游记》的主题跟我们今天文艺批评家们给予的主题思想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意思呢，到西天取经的就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一个蛮笨的一个人，带了一个马，一个猴子，一个猪，人是不信这个东西的。这就是，他是对佛教的一种谩骂。抓住了当时的帝王思想，而找了一个故事，把帝王的思想装进去，这是典型的主旋律作品。但因为吴承恩的文学修养非常之高，他让这么一部主旋律作品成了四大名著之一，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一味地说写主旋律不好，就关键在于你的文学修养，你的史学修养到了什么地步，你怎么去理解和处理你要写的人和事。

像姚雪垠老先生写的《李自成》，他是在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样一种政治环境里面写的。就是说农民暴动，夺取政权，一定是有理的，一定是最好的英雄人物，李自成。这是很鲜明的时代烙印。姚老的文学修养也很高，他潜心坐在冷板凳上写第一卷、写第二卷的时候，尽管他有这样一种时代的思想左右了他，他也写得非常地好。因为这是热心肠、冷板凳的结果。一个人对历史，对文学要有热心肠，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冷板凳。

我有一次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他说熊先生，你是一个诗人，你怎么会改行写历史小说。我说很简单，我是调侃地开玩笑。因为我是诗人，所以我喜欢诗，因为我从小喜欢历史，把诗和历史结合起来，就叫史诗，因此我愿意写史诗性的作品，尽管达不到，但我不能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