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张居正》的第二卷里一开头写到北京的白云观，我把白云观的历史资料全部都看了，然后我早晨，我晚上坐火车到北京，一下火车站，第一件事情就直奔白云观，我按图索骥，拿着明代的、元代的白云观的图来看今天的白云观.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错了，我看了很多，然后我一一地校正，一一地做笔记，晚上又坐火车回去。我开头因为白云观这一章，我开了七八次头，都没有开好.为什么呢？我是凭史料。我到了现场，这一次回去以后，开头非常顺，所以我的《张居正》第二卷的第一节写的白云观就是比较活灵活现的明代白云观的情况。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要很仔细地去考证它。这种考证的工作，一般的作家他可能不屑于去做它，那么在还原历史真实的时候，就显得底气不足。如果说典章制度、建制这样的一些考证工作，还容易一点，最难的是对时代心理、文化特质的把握，这个非常困难。

我在里面就写到了一个人物叫玉娘。这个小姑娘当时17岁，是一位江湖大侠把她精心培养，送给张居正的前任首辅高拱。今天大家可能就是说这是多么地腐败，这是多么地玩弄女性，这不是高尚的情操。那么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恰恰是今天的，而不是明代的。明代最好的朋友给你送这种姑娘去，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高拱那一年60岁，河南新郑人，他娶过两个老婆，都没有给他生儿子，他只有两个姑娘。在明代忠孝思想非常浓的情况之下，孝的最大的内容之一，就是你必须承继你这个家族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一来，他的朋友们就要去给他置小妾。明代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观念是不一样的。从来我们在历史上攻击人家的腐败，我观察，在明代，不用男女作风问题作为攻击别人的一种对象和借口，理由，这就是叫文化的真实。

典章制度的真实，风土人情的真实还比较容易做到，文化上的真实是很难做到的，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那么你研究我们所谓精神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我的文化就属于非物质的这一部分，是一种精神上的状态，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史实。

创作动因隐藏何处？独立的判断与思考如何炼就？个人情感与客观评价该如何区分？《世纪大讲堂》之《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

第二个问题史鉴，就是以史为鉴。我认为所有的历史小说家，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去写的，他一定是有自己创作动机的，他要对当下的生活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那么历史小说家的情怀就在于他深切地关注当下，而通过历史的某一段生活的再现，给今天的人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的空间。那么对历史某一段特别事件的这种批判，分析，对某一个人物的赞扬或者批评，一定是带有浓厚的作者个人的思想。

大家都知道，吴晗先生写的《海瑞罢官》，这个曾经引发了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对海瑞的定位是吴晗先生的主观意识：清官好，清官就是不腐败。在我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特别关注到海瑞这个人物，结果我得出来的结论和吴晗先生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呢？海瑞是一个清官，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海瑞不是一个好官。张居正上台的头三个月，他曾经发了一道，借皇帝的手发了一道诏令，就是命令全国副省级以上的，就是我说的三品官员以上的高级官员向朝廷推荐一至三名可以用的人才。那么当所有推荐的人才的表在吏部汇总的时候，得票最多的是海瑞，这个时候海瑞已经是第二次被罢官了。第一次是嘉靖皇帝罢他的官，第二次是隆庆皇帝罢了他的官，现在是到了他的孙子万历皇帝上任，又有这么多人推他。吏部尚书杨博跑来找张居正商量，说海瑞这个事情怎么办？

张居正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属于史鉴的内容。张居正说，我不打算用他。他说清廉，清正，是好官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全部。张居正的观点是，好官必须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朝廷放心。他说海瑞在他执掌一方大权的时候，财税急剧降低。他是真正的理想型的劫富济贫，他不是从生产力上发展。这样一来，他在管理苏州的时候，所有的富人都纷纷把户口转到隔壁的松江，怕他，为什么呢？他太理想主义。他说我现在如果重用他，势必要让他当封疆大吏，这样这一方百姓幸福指数恐怕就会降低，而国家的财税恐怕就会有流失。如果安排他一个闲职，别人又会骂我张居正不重用清官，如此之下，我倒是觉得干脆让他完成他的清名。

就这样一来，我在我的小说里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做出了我自己的评判与分析。我得到的一个观念就是对当时我对海瑞对当时这段历史的研究。看与海瑞、张居正同时的一些名人的笔记文，还有一点就是李贽，晚明的思想家，他跟海瑞、张居正同时人，这两个人，他的评价是：张居正是千古宰相，国家栋梁；海瑞是万年青草，青草是非常好看的，也非常圣洁的，但绝对当不了栋梁。李贽作为一个狂人当时就有这种评价，所以我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就采用了当时人的这样一种观念，而没有按照我们流行的，时下对海瑞这种评价而去推波助澜，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评判能力和思考，这就是史鉴。

第三个史胆，一个作家对某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从流俗，不阿附权贵，这就是史胆。当时我在写《张居正》里面，我觉得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就是循吏和清流。清流就是坐而论道，你让他具体去干任何一件事，他还不成，但说起来头头是道，循吏什么人呢？就是小平同志说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首先不做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想的是功成败与否。我知道按照当今的我们的一些标准，我如果提炼出这一个观点，它可能同我们流行的一些哲学、一些文化人的观念有冲突。但是事实上历史上王安石也好，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过于清流，缺乏政治家的变通。

我们不要驻在某一个观念里面，比如说我要保持我人的崇高，一个人一味地崇高，做好人可以，做政治家不行，做企业家也不行，做文学家也不行。做好人，一辈子做好人，绝对成不了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在清流与循吏的时候，让他的五年，就是张居正的父亲死，他要留在朝廷里面继续来从政，来执掌这个政权。这在整个明代也是牵扯到忠孝的一个大的思想范畴。就是你是不孝之子，你的父亲、母亲去世了，按照明代要守孝三年，这三年你得辞去你的职务、官位，回到老家，在父亲的坟头上搭一个茅草棚子，在那要守三年。改革正在攻坚的阶段，允许一个改革的总工程师去回家去蹲茅棚三年？

张居正断然使出霹雳手段，把反对他的清流，全部施以重刑，流放。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牵扯到人的时候，某一个人可能就是悲剧。但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悲剧，我怕把悲剧给你，而阻碍我的整个改革的事业。这就是在万历五年到万历八年这三年，张居正如果回去，改革肯定就失败了，就这三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让改革向纵深发展。

所以我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也是清流，我并没有把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感情带到历史小说中，我是通过比较冷静的分析，我提出来，清流的坐而论道是没有办法让改革能够推进的。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历史小说家首先应该是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