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大学生有钱的小孩都说不好，他因为喝啤酒的时间多，在宿舍里面6个同学，今天你生日我请客，今天你生日我请客，我有钱啊，他一请在外面一喝4个小时，那没钱的在家看书，看4个小时，四年以后的差别就很大了，所以有钱就是好的孩子都会学不好了，愚而多才，就是小孩如果不成长多才，只要益增其过，只要增加他的罪过他想干坏事，没钱干不成，他有钱了就干坏事，更方便，更容易，所以小孩好还是不好，给他的钱太多，只有害处，没好处，这个思想我看美国也同意这个，比尔盖茨有很多钱他说一分钱也不给他女儿留着，为什么？没好处，香港最近有一个人，裸捐四十亿港币，别人说他，怎么不给小孩留点啊，他说什么？他说小孩如果有办法，我不给他留钱他也有办法，如果小孩没办法，我给他留钱只能增加他的罪过，他没办法，有了钱，可能死的更快，人家谋财害命就找他，因为他没本事，可能死的更快，所以说，他就是说这个不管，小孩有本事还是没本事，给他留钱都没好处。

林则徐也讲过类似的话，林则徐说：子孙若如我，留财有何用。我能够当钦差大臣，我留着钱干什么？他也像我这样，还用你留着钱啊，根本用不着，如果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我给他留个金山他三天就花完了，败家子败钱快的很。

还有关于义利之辨，还有这样的，很多人像过不了家庭这个亲情观，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在儒家的典籍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它意思是说，门内之事恩掩义，就是门内的事情家庭内部的事情，讲感情，不讲道理，讲道理没脸皮，讲感情可以，门外的事，就是义断恩，为什么儒家有时候讲大义灭亲，它就是门外的事，在家里面他要讲孝顺，要讲这个很重视这个，是门内跟门外是不一样，要分清楚，这两个没分清楚犯错误的实在太多了。

比如说，有一个人，很有培养前途的一个军队干部，他在军队里面表现非常好，然后把他提到少校，让他看钱的仓库，就是几百万人民币一捆一捆放在里面，他在那里看那个，那么他那个大舅子来，就跟他软磨硬泡说你从里面拿五万出来，我回去做生意赚了钱再还给你，那一点也不影响什么。说来说去最后他拿五万给他，过一段时间又来了，他说五万我都盖房子了，我现在没钱进货你再要五万，他又要五万要进货，他小舅子好几个，然后别的说怎么给他十万给我五万都不行啊，然后也要，七要八要然后要走二十万，在军队的仓库一年检查一次，一检查少了二十万，那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被别人借走了，谁借走？有证据吗？他说不出来，没有留证据，因为跟老婆好所以老婆那一边的人来借都给他，这就判了死刑，他的老婆赶紧找律师问，怎么办？怎么来救他？他说你马上把那二十万钱填上，就说我挪用的现在还回来，可以免于死刑，这个女的很高兴回家，跟他父亲说啊，跟他几个弟弟都说，都把他招来，说你赶紧凑钱，凑二十万拿来就没事了，她一个妹妹说什么长痛不如短痛，所有人都不肯拿钱，他说我现在钱都在货上，在房子上，房子也不能搬走，货搬走了人家也不要，要弄二十万没钱，最后拿不出来，最后枪毙了，枪毙了这个女的拿着骨灰盒那个不是有个红布包着，拿回来以后骨灰盒放好了她用这个带子上吊自杀了，两个人都死了，他还以为都是好心，没有分清楚内外，再亲的也不能动那个一张纸，他就借那个二十万，别人都没良心，就他有良心，有什么用啊，这个对整个家庭就是个灾难，本来很有前途的，充满美满环境的家庭，因为这个没有处理好结果一塌糊涂，他的战友，感到非常痛心，说他贪污犯，他一分钱没花，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这个就是说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政的人当着官要处理义利关系，不要什么都想着自己，我认为这个问题虽然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但是还必须学会做到，做不到早晚会倒霉的。

当代社会的义利之辨还涉及法律能否有所作为的问题，内在反省能否外化为外在约束？从国家的角度，义利之辨又有哪些新的内涵？著名学者周桂钿主讲当代社会的义利之辨。

王鲁湘：周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和今天与义利二字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充满着人生的哲理，能够让我们深思，确实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可能每个人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儒家说，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儒家第一要义，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学术界也进行过义利之辨的一个很大的争论，特别的是年轻的青年学子们，就对儒家中间的关于义利之辨中间的很多提法就提出了一些批判，就是认为儒家的很多的观念，实际上是束缚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冲动，那么这种对财富创造的冲动的束缚，也客观上遏制了中国社会的财富的增值和社会的发展。我们进入改革开放要做的一件很大的工作，就是要让社会的财富充分的涌流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要鼓励人们去追逐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对义利之辨的问题，对儒家提出的很多关于以义来压利的很多的一些言论就进行一些批判，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您觉得当时的这场讨论有他的合理性吗？

周桂钿：应该说有合理性，问题在哪，过去对义利的关系理解错了认为重义轻利就不要利，实际上孔子说不是不要利。另外孔子自己也说，如果能够赚钱的话，让我赶马车我都干，问题是他也是要追求利啊，特别那个曾子，孔子的学生，家贫，他父母亲很老，然后家里面又很穷，这个时候，曾子说让他当小官他也干，到后来他父母亲都去世了，然后他自己就有作主了，很多人来请他去做那个卿大夫，都是地位很高的官，但是他还是挑肥拣瘦，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身体比财产重要，以前是为了赚钱，身体不重要，财产重要，这就说明儒家并不是反对追求利。

我们过去曾经有一本书，就是翻译的马克思．韦伯的，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西方供商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成长过程中间，一个被我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就是新教这种信仰之间有一种伦理精神，鼓励这些新教徒去拼命的工作挣钱，然后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他认为这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确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原因，那么很多人就由此反过来推我们中国说，儒家伦理和中国的资本主义之间能发生什么关系吗？实际上利义关系就是讲要合理，做什么东西赚钱都要合理，这应该是儒家思想本来就有的，因为儒家对财富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视，认为财富是好东西，主要后来逐渐的变成双刃剑，有好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不好的就是处理不当，不宜。这里有一个凤凰网的网友他有一个问题向周教授提出来，这个网友的名字叫作壁上观，他说这义利之辨不仅仅是指个人，我以为更加指一个国家，你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要怎么样的处理好义利关系呢？

这个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国家问题就是对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实际上君子要掌握的义，就是说应该有等级，应该有等级差别，而这个差别尽可能要做到合理，如果这没本事的赚了很多钱，有本事的赚了很少钱，他就属于不合理，另外呢？因为有的人有本事可以赚很多钱，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按董仲舒的说法要调均，要把很有钱的，拿出一小部分来，不是都拿出来，一小部分出来，来救助那些弱者，接下来调均的作用，董仲舒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国家富的人很富，穷的人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