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新”在何处?能否根治看病难、贵?
2009年05月27日 11:20凤凰网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大国医改,艰难闯关。中国新医改,究竟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亮点?在西方各国的购买服务实践纷纷失败的情况下,新医改中提出的购买服务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这次新医改的总体的目标是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简单地来说就是这次医改实施了以后,能让老百姓没病的时候要防病,有了病以后能够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那么它这次的一些亮点,比如第一个是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明确从基本制度的这个高度来规划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的健康,而作为公共品的制度,它必定是覆盖全民的,是公平享有的,而且制度一旦建立就是长期稳定的。

那么这个基本怎么来理解呢,我觉得一个它是一个基本的制度,就像香港的《基本法》,它是一个基本制度。我们一听基本,好像就是便宜的、不好的、廉价的东西,这个基本其实应该我们把它理解成经济适用,也就是根据我们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用最低的成本保证老百姓的健康,是经济适用型的,而且这个基本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个基本是不断在变化的,那么最终的目标我们是要建立保障人民健康的制度。

另外这次医改明确地提出公益性,维护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强调公益性是从医疗卫生的规律出发,我觉得这应该说是我们对发展的认识的一个深化,就是我们从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医疗卫生事业有它自身的规律,它不等同于一般的竞争行业,那么同样的,患者和一般消费者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医改它是回归公益性,从改革方案的设计、卫生制度的建立到服务体系的建设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则,所谓公益性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作为这次医改要遵循的原则。

那么另一个亮点就是这次医改的系统性,强调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同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一个社会方案进行顶层设计。因为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过去经济改革是自下而上,让权放利,各地可以去试点,但是社会政策它是一个综合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统筹设计,要互相制约,靠底下放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完成不了目标的。

最后一个亮点,我觉得就是这次强化了政府的责任,加大政府的投入,因为我们医疗领域很多的问题应该说是政府责任的缺失,那么这一次是强化政府的责任、加大了政府的投入,比如未来三年,政府要新增8500亿,投入到医疗卫生的领域。

另外我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在医改中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注意。那么我想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新医改以后,我能不能得到实惠,我想这可能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政府的投入真正地有效地转化为老百姓的福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统筹兼顾、综合配套的问题。因为医改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由筹资体系、服务体系、公共卫生、药品、人才,各个体系连接在一起,那么如何让他们能够协调,配合,齐头并进,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落实医改比较难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在中央层次已经成立了以李克强为组长的医改领导小组,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还需要更好的机制的保证,就是要有执行办公室,仅仅有领导小组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类似于医改推进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跟踪各地丰富多彩的医改的实践,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推广经验,那么我觉得这是有效地保障统筹兼顾、配套,综合配套的一个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医改方案是一个供和需双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同时在推广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同时也建立医疗服务体系,我觉得这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一个务实的一个选择,但是可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保险方,也就是保障部门和医院,他们如何能够配合,如何能够协调,这样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实处。因为我们如果看一看各个国家实行医疗保险的这个历史,它其实就是一个保险和医院、和患者,这个三方博弈的一个历史。因为医疗的这个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入了保险一方来分担风险,但是保险一方一旦加入以后,我们一般市场的双方博弈,买和卖方的医患双方的博弈就变成了一个三方的博弈,就加了一个付费方,就是医保进去,或者是保险公司进去。那么第三方加入以后,整个改变了博弈的激励机制,那么医和患应该说都有积极性提升医疗服务的成本,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保方就要想出各种招来控制医生、控制医院,也同时控制患者,但是我们知道,在医疗服务方面,信息严重地不对称,医生拥有所有的信息优势,医院拥有所有的信息优势,所以可以看看各个国家实行医疗保险的国家,它们的历史就是控制医疗成本的历史,也就是保险方和医院医生博弈的历史,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地水涨船高,也是医疗费用上升的一个历史。所以如果从经济的激励机制上来说,我们怎么把这个博弈的交易成本把它内部化,而内部化就是应该把保方和医疗服务方这两者能够有机地合作起来、协调起来。

所以如果把医和保的激励机制兼容,把它放大到全国范围内,这其实就是全民医疗服务模式,所以全民医疗服务模式为什么现在在国际上是最流行的,是顺应了医疗卫生发展的规律性,让医疗的筹资方或者是保险方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就是医院和医生,他们的机制、激励兼容,所以我们在考虑我们中国未来医疗模式的时候,可能我们得考虑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以及我们应该怎么能够顺应这个医疗卫生发展的规律。

那么这次我们医改方案提出购买服务,就是国家现在在大量地投钱,但是说购买服务。那么购买服务这个理论,其实是英国人叫艾伦迈娜的,她发明的,她当年是撒切尔夫人医改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她是这个理论的发明者,和实践者,因为当时英国1980年代引入内部市场,就是购买服务,就是她在直接操作的,那么应该说英国的实践是失败的,所以她2007年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医改研讨会的时候,在钓鱼台的会议的时候,她在大声疾呼,她就说,你们一定要从当年英国的教训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因为医疗太复杂,购买服务这个太难买了,就是医疗它这个服务太多了,可能现在按病种,可能得上万种,而且它的这个边界很模糊,你像一个感冒,它的治疗可以说让你回去喝水,不用什么检查,这也可以,但是它也可以说,让你做全套的检查,甚至照个CT,甚至照个核磁都是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个艾伦,当时她在那个会议上她讲,她就说购买服务成本巨大,因为医疗契约是个失灵的领域,你购买服务就是要契约嘛,就是买和卖方的一个合约,如果契约是失灵的,你是买不了服务的,所以她特别举了个例子,她说当时英国最开始实施购买服务的时候,只有一页纸的合约,一个月以后就无数页了,一年以后,说一个屋子都堆不下了,就是这个契约,一个屋子都堆不下了,她说太复杂,购买服务的成本太高。

那么萧庆伦教授,就是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家萧庆伦教授,也跟踪了各国,1980年代以后,其实是顺着英国这个购买服务的模式实践的,他发现购买服务,不光英国没有成功,世界各国的实践,没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提出购买服务的时候,可能得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招能比别人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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