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投资举措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强劲的内需投入是否缓解全球经济萎缩对中国的影响？面对新一轮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将给中国带来怎么样的经济增长点？它会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

迟：很高兴能够走进《世纪大讲堂》。我们在看到30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些重大的成就或者巨大变化的同时，可能我们更应该更多地或者清醒地客观地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着的资源环境，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把我们传统的，就是这些年来的发展方式中的某些弊端应该暴露出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保增长也好，扩内需也好，调结构也好，我们矛盾集中到哪里了呢？矛盾集中在人的发展上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要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刚刚完成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这个大主题，叫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我们后30年，如果我们的政府能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解决好了，不仅对于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可持续增长，而且对于整个人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就这个问题，我想提几个问题和大家讨论。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着重提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社会的发展阶段变了，社会的矛盾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这几年一再讲新时期新阶段，到底什么是新时期新阶段，按照国际上一个一般的分析方法，就从经济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率5个指标来看。

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应该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从过去，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以温饱，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这样一个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到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一个发展型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提升，那么什么问题突出了呢？就说我们原来，我们以温饱为主要，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这样一个生存型压力，现在看逐步地在减弱，而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这样一种发展型压力，现在越来越凸显出来。我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资源环境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二点就是老百姓就公共需求发生了变化，就是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的全面上涨，和我们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第三点经济发展公共需求的变化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之后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了，就说我们矛盾的阶段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强调，就是全社会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个主要矛盾，从本质上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阶段性矛盾的变化如何解决？它所反映的是怎样的诉求？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对未来扩大内需有怎样的帮助？

迟：那么主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性的阶段性特征呢？我想就是刚刚所说到，我们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方式的问题，应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和我们人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公共治理建设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我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难以适应今天老百姓公共需求变化这样一个问题相联系着的，就说我们这些矛盾的反映，归根结底，或者说我们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我们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解决好，如果政府能把这件事情解决好，我想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有了，我们社会需求转型的这样一个基础有了，我们公共治理结构的一个保障条件有了，这样就能使我们后30年，那么走上一个真正的科学发展之路。

那么我们在这里，我想需要讨论的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基本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到底对未来5年、10年、20年、30年的经济增长会起到什么作用？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以劳动密集的这种制造业这个优势看来在已经慢慢慢慢地失去了，我们这个发展方式这个不适应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拉动未来的增长，它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可以先给大家讲几个，告诉大家几个数字。那么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讲到过去的40年，世界增长的，或者世界GDP增长的8％和10％来自于健康的人群，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它在分析东亚奇迹的时候，认为30％到40％源于人的健康，就是人的寿命的这种提高。那么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我们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解决好了，对我们未来的扩大内需增长，会起到什么作用，我想可能用两点可以做一个说明。第一点农村的消费需求，现在世界上把中国7亿多人口的农村消费这样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被说成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这种潜力释放出来，它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亮点。

那么我告诉大家两个数字，那么一个数字，我们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1983年的最高点，是32.3％，下降到前年，2007年的9.1％，24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在居民的这个消费总额当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那从1978年，就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62.1％下降到去年（2007）的25.6％，29年下降了将近37个百分点，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农民的这种纯收入年均是在6％到7％的这样一个实际增长，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消费水平大幅地下降？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人们要为着未来的消费来做积累的时候，这样一个，而且这种担心在逐步增大的时候，那么使得这样一个尽管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他的消费水平会明显地下降。所以启动有7到8亿人口的农村这个世界上所谓少有的消费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潜力，我想最重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使农民有长期而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扩大社会需求的投资，那么我们在整个保持或者扩大我们内需，刺激消费，拉动增长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种基础领域的投资对于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更要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社会投资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巨大的空间，我和我的同事最近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未来11年，我们现在到2020年，财政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每年增加1％到1.4％这样一个幅度，按照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和现在差距在30％到40％这样两个前提条件下，那么11年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就可以高达6.42万亿。那么这个6.42万亿能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就是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的，到2020年这个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明显的进展，能初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如果我们标准更高一点，可能是8个亿到12个亿。

那么这说明在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的投资是十分巨大的，那么这就说，我想我们从未来30年的发展来看，真要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会解决我们未来30年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在动力。那么我们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未来解决的重点在哪里呢？我想重点在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者叫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再讲区域差距，讲收入，贫富差距，我们在我们的区域差距里，城乡收入差距所占比例就和它的影响因素高达70％，我们在讲全国收入差距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当中，城乡差距它的影响度高达85％，也就是说我们把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件事情实现了，那就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和缩小区域差距，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