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我们经常讲童子功嘛，童子功是要受用一世的。

甘：所以我估计可能要检讨的，大概是最后高中那个，就是最后一年完全的应试考试，这个部分，当然我并没有做调查，大家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对我自己没有调查的东西，我不敢下结论，但是我觉得整体性地否定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我大概是不大同意。

王鲁湘：下面有一个凤凰的网友，叫做所谓先生，这名字挺好，所谓先生，他说甘先生，我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我想说的是，美国这边的人文教育也很式微，现在最火的还是医学、法学、计算机之类的，高职化的倾向也非常严重，那么您怎么看？

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它在所有的学校都在批评，不过他说的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要稍微纠正一点，就是说美国实际上这些年来，理工科的学生的人数比例在不断下降，这个就是他们非常担忧的一点，现在基本上的统计是中国大陆是最高的，就是中国大陆在本科生里面，60％以上学理工的，美国只有不到40％，在不断递减，那么这个印度也比中国要低，所以它这个，中国的理工科的学生申请这个留学生特别容易，因为它这个特别是一些最近还有人告诉我，像化学化工这样，美国人不大愿意读的，因为觉得有毒，实验室大家都不愿意去，这些最好报。但是当然美国非常担心，就是美国担心它的这个科技方面会落后的就是说，一个它自己的子弟报理工科的人数在不断递减，那么假定从9.11反恐以后，来留学不是控制吗，因为理工科就是中国、印度这些留学生到实验室里占主要的人，如果这个控制了，它就是会担心会衰减。现在大家都在借钟馗打鬼，我们呢，也老实说，是在借，说美国大学如何好，我们说中国大学有问题，现在美国人也是借中国的大学打美国的大学。

最近就说今年我非常惊讶，美国，就是上一届的哈佛学院院长，他正好是研究中国的，他在美国人文艺术院的院报，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叫做《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大学》，认为中国大学已经对美国大学形成强烈的挑战，而最主要说的中国大学所有的大学都非常重视通识教育，我当时看了非常地好笑，我说我们刚刚开始在做，大家都觉得很吃力，他说中国的通识教育已经很，说美国现在越来越不重视通识教育，我觉得这个都是借钟馗打鬼。

提问1：甘老师，很荣幸听您的讲座，我就刚才听您说，中国现在就是特别需要重新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但是我想就是有一个道理是物极必反，如果咱们在提升文化实力的过程中，可能又会遇到别的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会涉及到哪些方面呢，具体怎么解决呢？

甘：这我要问你，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没有想到它提升传统文化有什么问题呢？

提问：比如说现在我们重视文化建设，但是在大学教育中，比如说哲学，文史哲这些专业，大学生他们将来的就业怎么解决呢，对于他们那些富裕的家庭，富裕的家庭可能有他的家长作为他的经济后盾，所以他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学习，而对于那些贫困的学生，他们能静得下心来学习吗？

甘：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文史哲的学生当然还是会有需求供应，会有一个制约，一个系里面，大学里面都会根据它的毕业量的需求会制定，不会无限膨胀，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就是我今天又没有时间多讲通识教育这个，比方说两年，这大学四年，尤其现在基本上是，真正要做研究是要读研究生的，所以没有必要把四年都集中在一个专业学习上，就要用两年的时间，最少用两年的时间做通识教育，这样的话，只要，不管你贫困学生也好，只要进了学校，都应该接受同样的一个教育，而这一点并不额外增加你的，比方说经济上的负担，而且对你的就业，本身也是好的，因为绝大多数大学生毕业，他本科，不管他属于什么专业，他毕业以后，一半以上的人做的不是他所学的专业，所以你这个通识教育的话，你一个一个，因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学习能力的提高，而不是一个固有，处在一个知识更新非常快的时代，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内容，而是你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你即使知识更新了，你有能力去掌握新的东西，而这个是大学要教，而这个如果通过推动通识教育而减低对过分的专业教育内容的灌输，对每个人以后的，即使从就业角度来说，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也是好的，对贫困学生也是好的。

提问：甘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我是北大心理系的，然后我觉得像心理学的这种学科，就跟那些比如说更加职场，就是更加职场效益的那种专业相比，确实它在，就是我们必须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大四，或者说我们在研三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所谓我们就是，就是应该通才教育，就是应该就是不要过多地这样一种职业化导向，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整个中国的这样一种教育现状，它还没有达到解决我们，能够满足我们解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像马斯洛，他提到的，就是其实这个像您说的，就是富裕或者是温饱，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个刺激他们去努力，去上进的这样一个主要因素。像您说的，对一种真理的需求，可能就是在现阶段来说，可能还不能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甘：坚决不同意，坚决不同意，尤其北大。我觉得第一个，3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温饱阶段已经过了，就是最低需要，马斯洛那种最低需要，前三代都已经过了，我相信，尤其北大，你当然得提得高点了，你说其他大学，地方性的大学，比较直接联系就业的大学，你中国好歹有一两所像样的大学吧，能够维持素质吧，一点门面都没有，这个不可以嘛，没有，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并不难做的事情，有很多一点都不难做，我觉得完全取决于大学的观念，他们学的他们自以为是的观念，完全错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大学怎么回事，他以为他学的那套东西，全都是经济的，商业的，你首先讲，北大现在有，我们没有统计过，北大自己人告诉我的，北大商法加起来，已经占到北大一半左右了，都是因为和钱相关，哪里有这样子的，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我觉得像北大这样的，从头到尾追求真善美，追求真理，从来不可以变的这一点，如果中国连一所大学都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觉得这个民族非常非常可悲了。

提问：甘老师，你好，有个问题就是，你说了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文化日微，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以我们就是过去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所以30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它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说，如果后30年大力发展文化的话，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给它一个很好的支撑，因为文化是一种很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发展经济，地方官员很有冲动的，我GDP上去了，我就可以升官，我财政收入就可以增长了。这个文化你没法考量的。我们如何在我们中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使我们的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尽量地不要走样。

甘：我这个回答，我觉得第一点，文化方面的重建问题，不可能由政治方面来代替，政治是重要的，但是不要以为就是说，民主化以后，你自然而然就有文化，不一样，这里是两码事，必须要说明。第二点，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对前30年，我觉得不能求全责备，你如果去看美国，看英国，1900年前后的美国，美国的经济起飞基本上是1870年到1930年、40年左右，1900年前后，那个混乱，那个道德低靡，所以中国未必是特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必须停止一个，老在抱怨和批评自己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只会抱怨，永远只是说中国的不好，结果变成，第一，我们也不知道中国好的地方在哪里，第二，你也不知道中国继续好到底应该怎么样，大家都停留在说一些非常没有意义的一些空头大话，自由、民主、权力，怎么做，具体怎么做才是关键。

王鲁湘：从富强到文雅，我理解甘阳先生的演讲，实际上是对功利教育的一种反思，不是说在富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什么文雅，而是要把文雅当作中国人的一种培养目标，当作我们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