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是美国在50年代以后，在几十年论战中想做出来的一个区别，也就是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一个现代媒体、现代市场所makeup出来，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民间文化是很多，民间文化是非常自发的一个民间生命的象征，它不是为了市场效应，它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非常焕发，这一点非常地重要，因为高雅文化的整个发展是需要不断从民间文化取源头，但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危机，也就是说两边，无论高雅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逐渐被大众文化所纳入，都变成市场化、媒体化的一个东西。我可以举几例子，就是从我们中国，我们也可以举这个例子。比方说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特别现在网络和视频以后，有更好的发展，因为原先民间文化有一个麻烦，就是说不利于传播，因为它通常是local,一个地方上的，你这个地方的民间文化，外头的地方不知道，但是通过视频就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的民间的这个一种非常蓬勃的一种生命力的一个感觉，什么叫大众文化，超女，超女的制作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我认为，因为它是用什么，它是用大众传媒，一种市场机制去催生这样一些东西，同时把它马上变成大规模化，而这种东西会摧毁掉所有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一些最主要的体制机制到底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大学扮演的功能是任何地方所不能取代的。比方说为什么我要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媒体，天然有媚俗的特点，没有办法，不是攻击它，它必然要媚俗，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它必然要媚俗，而大学不可以媚俗，当然像《世纪大讲堂》是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我也不会来，但是仍然要强调，比如说媒体的水平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的高低，媒体的人从哪里来，无论它的制作人，节目王鲁湘，当然都是大学培养的，党政干部从哪里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想，一个是大的文化氛围，我们必须确定几个东西，叫大学高于媒体，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就是文化看门人的角色，现代媒体扮演不了这个角色，媒体不可能扮演角色，媒体扮演角色，必然会把文化庸俗化，低级趣味化。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必须要来重新来认识，需要强调大学到底是什么，尤其在一个现代大学里面。
我刚才在和王鲁湘谈的时候，我就说美国大学非常地成功，美国的大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类的一个奇迹，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奇迹，也就是现代社会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现代社会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高度功利主义、商业化市场运作。一个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大学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如何让大学不是如此地功利化，不是如此地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因为如果你不解决问题，大学就不会像大学，大学进来的人，不是来读书，不是来思考，不是像王鲁湘刚才说了，是思想的殿堂，而是来挣钱。
美国大学比较成功，至少它的顶尖的大学，金钱不是它的最高价值，最高的价值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来确保这个大学能够尽可能地在大学这段时间，特别是在本科这段时间，隔离于商业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这几年一再讲的一点，就是美国你们注意它，它的最挣钱的，特别，商学院，法学院，都必须是研究生，它是研究生院，他不可以本科读，他必须得本科毕业以后，才能够报考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就比较地保证了，就是大学本科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读书的阶段，而且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我们现在北大是，进来光华学院的人就觉得很牛，看不起文史哲了，文史哲的人就灰溜溜的，这种大学怎么办得好？我要当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件事情就是光华管理学院应该迁出北大，为什么？不应该把挣钱作为大学的最高的价值象征，你这大学必须确认大学的最高价值象征是什么东西？不是金钱，没有一个顶尖大学，没有一个真正的一流大学，会把钱作为它大学的最高价值，所以不是和谁过不去，不是和媒体过不去，也不是和商学院过不去，而是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放在它适当的位置上，适当的位置上，商学院很重要，但是如何办商学院。
我其实最近几年一直在和法学院，和法学院谈论比较多，我认为仍然是有可能的，过一些年，因为前些年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大规模地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经济和法律、商业的这个人才，所以这个商学院、法学院大规模地办，不顾质量地办，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愿意求全责备，但是这个不应该长久下去，如果长久下去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只有铜钱臭，没有文化气，而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接受和容忍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从下30年开始，我觉得需要有一系列的考虑，就说如何使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非常地富裕，人民非常富裕，国家军力强大，而且我们的人民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有高度教养的一种人，这样才能够对得起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一个礼仪之邦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统。
大学是衡量一个社会人文价值的标尺，当人文教育遭遇就业冷门，当教授、专家成为民众嘲笑的目标，谁是真正的无知？又是谁在制造无知？
王鲁湘：感谢甘阳先生的演讲。首先我完全同意甘阳对大众文化和媒体的批评。另外还有一点的话，甘阳先生刚才说，他因为我们《世纪大讲堂》还在追求一点，也还有一点追求，所以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到这里来给我们讲课。甘阳先生对我们的这个批评，我们感到很高兴，对我们的表扬，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确实，你现在放眼整个中文的电视媒体吧，把香港的、澳门的、台湾的、大陆的，全部加起来，恐怕还有这样品位的节目就只有《世纪大讲堂》了。刚才甘阳先生讲到了我们像中国大学教育中间的一些症结，问题是中国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的整个中小学教育整个一个完整体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是这个链条上头的一环。那么实际上有些问题可能是在中小学那边，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在讲到我们大学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从这个根上头也来思考一下？
甘：这个问题，第一我要强调我调查得不够，对中小学调查不够，不过这个问题我和大家的看法有一点差异，我觉得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其实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美国的中小学方面实际上学中国，比如大家都知道，《扁平的世界》这本书，他问了比尔盖茨一个问题，他就说，因为他们都很忧虑美国的衰落问题，他说我们的教育上是不是还是比较，他说，不是说中国日本都是死记硬背的吗，他说就是说我们美国这个是不是我们比较强调自由创造？比尔.盖茨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很多东西就是要死记硬背的，基础性的东西必须要学的，比尔.盖茨说，你不可能微积分都不会，你就会创造这个电脑的程式了，很好的很重要那些程式，他说基础训练就是要靠苦功。我在这一点，我要特别要讲，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我觉得我们现在流行的，包括香港流行的教育观念非常地成问题，就是我们不断地在讲，好像让学生自己自由创造，这个本来是对的，但是这个走到一个非常糟糕，香港现在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中学这个老师不知道怎么教，因为他说，都要学生自己想，那这个老师怎么教呢，这个课也没法弄，而且他这个，天下有很多，比如说你这个数学，你就是要做无数习题，你才能做出来，还有你这个文字，你只有大量地阅读，你才能有这个文字的能力，我现在很多所谓自由创造力这种，都是背后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就是偷懒，他认为不要花苦功，人就可以变成天才，你只要一想，他就是天才，我发明了一个东西，这种东西是不可助长的，这样一套的自由主义教育，是绝对危险的。中小学，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死记硬背，而且你会发觉那个时候是，那个很闷，但是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以后连任何东西你都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