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改到现在政府成了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王鲁湘：后来是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去了牛津呢？
张维迎：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候，先去牛津访问一年，那在这一年当中，我觉得自己的经济学基础还不够好，我还要继续学，所以我就下决定，再回到牛津读博士，所以我1990年又回到牛津。我觉得要理解好多中国改革的变革，一个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在整个30年当中研究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解，所以牛津，学这几年，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
王鲁湘：说到张维迎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深刻的理解，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
张维迎：其实在1984年之前，很少有人怀疑国家的定价能力，就是这个价格应该由国家制定，这个是没有人怀疑的。那大家想到就是，现在价格不合理，怎么办，调整价格，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按价值规律去调整价格，价格就可以合理。那我通过学了，在研究生期间学了西方经济学，特别价格理论，我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价格是不能由政府定的。然后我就考虑中国的价格改革，发现就说在价格没有办法调整的情况下，其实各地这个价格政策已经很难得到执行，好比乡镇企业，它不会遵守价格政策，然后国有企业它有了计划外的生产量之后，它也不遵守价格，国家的价格政策，那这时候我就说，从一个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可能比较一个，好的方法就说，先把计划外，就是你已经管不住的那些生产资料，你都给它放开，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计划内价格，计划内产品的价格和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就形成了双轨制。然后再逐步地把计划内的这些产量也逐步地放开，最后就走到市场的单轨制。
王鲁湘：单轨制了。
张维迎：单轨制，我想到1985年之后，这就变成我们改革的一个思路。
王鲁湘：那么您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就是说改革改到现在，政府成了最大的利益受损者，这个好像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一种经验，好像有些地方不太吻合，那么您的逻辑是什么呢？
张维迎：在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逐步地削减政府的权力，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官员享受的，所以削减政府的权力也就是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我们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给普通人，包括农民，普通的企业家，他更多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多了，政府的权力就变小了。所以，特别从我自身感受来讲，好比说我在农村的时候也发现当地干部，那可是耀武扬威，可了不得，一个干部到了村里以后，所有全村人都请他，抢着请他吃饭，那么改革以后，干部再去了村里边，没人请他吃饭了。因为他权小了，我农民我自由，我不求你，我干吗请你吃饭，所以我只是，一个相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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