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怎样？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如何？

朱：整个的中国，从1949年以来，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身体和精神，或者身体和灵魂这两者之间的互相交战的一个历史。尤其今天当下的这个大众社会，把身体这个概念提到了最重要的核心的关键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就迫使我们思考，第一，身体和灵魂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身体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而身体恰恰又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如果我们不研究身体，以及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辨认和看清楚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很早就有人在探讨这个问题，

比如说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里就写过，萨宾娜有一张床，这张床非常巨大，放在房间的中间，她朋友就问她，为什么要一个人睡这么一张大床，她说为了翻身。

去年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北京有个很著名的周刊的一个杂志的主编跟我讲，北京的中产阶级现在床从两米已经扩充到两米四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给出了个解释，就是为了夫妻两个人各自能够翻身并且不影响对方，同床，更好地合理地合法地同床异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中产阶级正是试图在一个合法合理的框架之内寻求身体和灵魂的自由。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我们就直接切入到了身体的自由的问题上，但是这是一个历史漫长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是唱着翻身道情走进新中国的，是不是，当时有人统计了，有100多首跟翻身有关的主题的革命歌曲，在大众当中流行，为什么要把翻身作为一个革命的成果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因为身体是解放的最最重要的那个对象，只有身体首先被解放了，灵魂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实际上身体解放的道路一直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这个大家都知道，回顾这段历史，我只要举一部电影：就是《霓红灯下的哨兵》，讲的是上海南京路作为资产阶级情欲的象征，而一支解放军部队驻扎在这个南京路上，守卫着这个南京路上的霓红灯，什么是霓红灯？霓红灯就是这个情欲的象征，他把实际上是一个乡村的贫困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都市的现代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那种博弈，那种差异，夸大成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政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而这种被无限夸大的两种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博弈，到文化革命达到了顶峰。

当时的西方记者跟着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到中国来一看，整个中国是灰色的中山装的海洋。中山装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制服，制服它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它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身体被这种衣服所制服了。当然衣服只是一个隐喻，它代表了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被简单化到了完全无趣的那种程度。

这种状态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毫无疑问四人帮倒台，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大的成果，我们当然都说是经济成果，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最重大的成果不是经济，而是身体被解放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史的现象。当然这个解放是有代价的。当时参与这个解放运动的有邓丽君，她用她的那个柔性的歌喉，气声，性感的声音，以及对情爱的那种柔软的歌颂，改变了整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以后，我们的身体就一步一步地得到了解放。

80年代，当然这种解放，身体的和灵魂的解放是平衡发展，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都在一步步地解放。1986年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高潮，文化从1985到1986，有两年，1985美术上叫做85新潮，1986年，中国的先锋电影，先锋小说，统统冒出来，包括先锋美术。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年代，也就是说它精神和肉体的均衡地全面地发展。这个发展在80年代末被意外地打断。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又出现了身体的第二次解放，那么这一次解放呢，就比第一次更加彻底，而且它完全抛弃了精神，灵魂这个包袱，独自地向前飞奔。由此造成了知识分子非常沉重的困惑。

刚才我们提到了胡河清自杀的，实际上当时是一个死亡的一个链锁，这个链锁是从北大开始的，北大当时第一个自杀的在1989年3月是你们天才的诗人海子，他是死亡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然后是他的战友、诗友骆一禾，然后是戈麦，一个年轻的诗人，那个链条的最后，是评论家，最后一个是我的那个朋友胡河清。当然这里面还包括顾城在海外的死，杀人和自杀的一次行动，这样一个非常怪的密集的大规模的死亡，说明什么呢？说明了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绝望，而且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对于身体的断然的那种极端的这样一种裁决，通过否定身体，彻底地否定自己的身体来终止自己灵魂的思考。

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 带动了身体经济和文化的兴盛

而到了1995年，也就是90年代中期到后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完全地崛起了。这个大众文化崛起的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呢，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身体经济在中国全面地兴盛。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如此庞大的身体经济这样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从头到脚，全部把你解决了。我们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洗脚业，或者叫按摩业，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洗澡业。这还不包括其他的那些，比如说美容院，各种各样，跟你的化妆品，洗发水相关的那些企业，二线企业。如果把这些东西加上去的话，那你们可以想象，中国的这个身体经济，它的庞大的程度。

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文化，跟身体经济遥相呼应。90年代中期，在上海首先出现了月份牌文化，而月份牌里面的女主人公都是穿着旗袍，所以当时是旗袍的一次觉醒，而旗袍是关于身体的一个最微妙的一种时尚阐释，这个微妙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一件时装是测量人的身体的那个测量点达到36个，只有旗袍做到了。然后出现了张爱玲，穿着旗袍，她的遗照涌现在我们的大众面前，成为小资竞相模仿、学习和崇拜的对象，一个新的阶层叫做小资的阶层在沿海，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开始崛起了，他们带来了全新的消费观念，尤其是关于身体消费的观念。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个身体消费的一个庞大的文化语境已经构成了，这个语境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卫慧写的《上海宝贝》出版了，这是破天荒地由一个女性作家直接地来描写性经验。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然后是什么呢？是木子美的《隐私日记》，然后是什么呢？是竹影青瞳的裸体照片，到了2005年，我称之为娱乐元年，这一年出现了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超级女声”，还有就是芙蓉姐姐的崛起。你们看到芙蓉姐姐为什么要摆那个S形的造型呢，她在表达什么，她是在进行她个人独特的那个身体叙事，那个S就是她的那个叙事的那个基本的范式，她要向我们表达她的身体的那个魅力，虽然这种叙事方式被很多人所嘲笑，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身体叙事的欲望，在2004年达到了高潮，芙蓉姐姐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标杆，不管她是不是以一个丑角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但是这一年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娱乐元年，因为身体正在成为我们娱乐消费的最重要的对象。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众的娱乐狂欢或者说是身体狂欢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我们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并没有跟身体同时发育，它在90年代被抛弃以后，不断地萎缩，甚至有人用一个脑残时代来概括我们今天的文化景观，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说法，但是不无道理，为什么这么讲？在一个肉身型文化繁荣的时代，我们的确要反思精神型文化的它的溃退和缺席。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指出来，我们正在陷入一场道德文化信念等等的综合性的精神危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危机是多方面的。实际上媒体和很多文化研究者都已经指出来，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严重的教养危机。中国的旅行团在国外一直是被当作最粗鄙无礼的群体，在巴黎圣母院只有一行中文字，那就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用厕，针对中国人，文明教养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家的脸面。

去年发生的肖志军拒绝在他的怀孕的妻子的那个手术的单上面签字，导致母子身亡，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国哗然，而最终我们发现这个事件背后，实际上指涉的就是道德危机，尤其是诚信危机，肖志军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这能怪他吗？这个事件引起很多中国民众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惨剧？

中国的大片放弃了基本的审美诉求

从中国大片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思想固疾。陈凯歌拍摄《无极》，这部片子没有任何思想，所以才会有年轻一代用戏仿的方式对它进行批评。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你概括出来只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暴力，第二是渲染色情，第三就是宫廷的隐私。这部片子完全没有思想，他只是一味地在满足消费者的那些低级趣味。中国的电影走到这一步，应该说已走到绝境了。如果没有去年的几部，像《集结号》这样的片子作为一种补救，中国的大片，我当时觉得是毫无希望。

从《色戒》，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审美危机问题，审美能力。《色戒》这个电影，所有的批评者几乎都把眼光放在一个问题上面，就是他是爱国还是卖国，也就是说用简单的道德和政治评判，来代替对一部电影的完整的评判，放弃了一个基本的审美的诉求。几乎没有人讨论这部电影的艺术，这我觉得很奇怪，也就是不是要意味着，我们今天对于影片本身，它的艺术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审美的判断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导致这些文化退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做一个全面的梳理，但是我至少可以提出几点，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娱乐经济，对于市场的过度的苟合，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不断在放弃自己的基本的底线，包括艺术底线，来迎合大众的趣味，这是一个，放弃了他基本的文化的、思想的宿求。

还有一个，就是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你不需要知道你的知识是不是正确，也不需要知道这个知识来龙去脉，它是怎么来的，你只要知道标准答案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追问，不需要知道它的逻辑过程，这个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我们今天完全丧失了对于一些问题的基本判断能力，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种审美的能力也好，思想的能力，包括我们道德判断的能力，其实都在下降。现在很多人有一种焦虑，觉得我们的文化是出了问题，大家其实都看到了这点。于是呢就开始了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