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拆迁中出现激烈对峙的局面屡屡出现在各大媒体，强制拆迁引发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由拆迁导致的伤亡人数甚至难以统计。

曾子墨：拆迁，或者说暴力拆迁，在中国存在其实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会在2009年年末的时候，突然一下集中的爆发，好像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王锡锌：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很多方面的，首先我们通常讲的量变到质变，可能很多时候累计起来了，然后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它会有一个喷发。因为我们城市化的进程在加速，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加广阔的城镇一体化的进程，所有的这些都涉及到土地大量的需求。

如果数量上增加了，如果地方政府或者是一些官员他这种发展的心态更急了，有可能不择手段，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要诉之于强制，而强制又会变异为赤裸裸的暴力。

曾子墨：特别是一些极端的事件，比如说像成都的唐福珍事件，或者上海的燃烧弹事件，你怎么来评价这件事情？

王锡锌：我觉得对峙的这种双方可能都是某种体制安排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拆迁管理条例它强调的是，第一个是一种行为拆迁，而拆迁行为的内核本质上就是暴力。

通常来说被拆迁人可能处在非常弱的一方，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拿着宪法，那着国旗，拿着物权法来喊话，试图捍卫他们合法的权益，但是另外一方的拆迁条例看起来，和他的铲车一样实在，物权法以及其他那种法律显得虚弱无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或者说为这样一种城市化的进程做出，付出代价的可能更多是这些被拆迁户。

解说：1991年6月1日，中国政府签发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十年以后，国务院对这部条例进行了新的修订，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曹康泰表示，原《条例》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不明晰，条件比较模糊，手续复杂，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因此，新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包括提高补偿标准、改变安置等。此后，这部条例成为了大部分地方政府拆迁守则，强制拆迁也随之诞生。

解说：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正式写入《宪法》，2007年《物权法》正式颁布，在这两部法律之前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新的法律条文出现了明显抵触。

曾子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它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王锡锌：其实当时出台的这个考虑主要是城市，中国在90年代开始其实是有一个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因为经济的发展，带来大量的这种人口向城市的这种迁徙，那城市的迁徙，实际上城市的增大，成了一个必然的对这种移居需求的一种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我们原来要讲要建造更多的房屋，就需要更多的土地，这时候对土地的需求自然就提出来了，

曾子墨：那无论是在1991年第一次出台，还是2001年修改的时候，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没有人提出其实它是伪宪的。

王锡锌：在当时有可能并没有存在明显的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宪法第1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所有的私人财产，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人所有财产进行征收和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个规定是在2004年，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才加进去的，

主要是一个先后关系，但是在2004年以后，特别是2007年以后，那这个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以及物权法的抵触应该说是非常明显了。

解说：在2007年颁布并正式实施的《物权法》中，第42条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则将补偿作为拆迁程序的一部分，专家们认为，这实质上就是将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与《物权法》的规定背道而驰。

王锡锌：拆迁其实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拆迁其实只是一种行为，我们曾经有一位同事提出你这个拆迁太暴力了，法律上不应该用这个词，而另外这一个领导告诉我，拆迁这个词已经够文明的了，其实在以前没有条例的时候，我们只用一个字叫扒，或者是北方话叫扒拉，这房子直接就扒拉，拆迁这个行为其实它省略了在法律上对拆迁的征收和补偿，直接关注的就是行为，只关注结果，而没有去关注一个合法的正当的过程。

曾子墨：除了您刚才所谈到的拆迁管理条例和宪法和物权法的抵触之外，这部管理条例它存在的问题还有哪些？

王锡锌：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它的核心理念应该说已经落后了，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政府只是强调，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一个管理者、控制。现代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理念应该是一种平衡，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求得一种最大的利益的这种最大化，而不是单方面的一放压倒另外一方。

我觉得这种理念不仅仅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相抵触，他与法制的基本的精神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