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贵：一半。

记者：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受益呢？

白文贵：多半是学了他们的技术，学了他们技术以后个人发展，发展了以后，他们如果是规模大了嘛，他们可以去收购嘛，他们去收购，已经有好几家已经干下来了，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寨子有一家叫刀迈富，有一回褚时健，褚老板，见了以后，他夸那个果，那个冰糖橙，第一个是果大，第二是亮，第三甜，比他们的还好，问，你这个果树怎么整，那个农民就开玩笑了，哦，怎么整，后来他们就拿来纸箱，小纸箱，拿到上边去了，他们拿回去研究。

解说：褚时健对果园的投入程度出人意料，他说他和果农是“利益联盟”，一如当年的执掌烟厂。如果没有1995年的风云突变，褚时健也许此时正在家颐养天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的问题，上级部门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之外，可以再生产一部分计划外卷烟，这些“浮价烟”被销向了沿海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烟草公司除按调拨价付款外，还需向烟厂指定的厂外帐号上另打一部分浮价款，烟厂不给发票。这些浮价款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十多亿元的“小金库”。在褚时健退休的前一年，他决定和管理层私分这其中的的355万美元。他分到了174万美元。

曾子墨：除了技术上的革新，品牌上的推广，在整个企业的管理方面，特别是制度的建立方面，褚时健有什么革新的举动吗？

剧：管理方面，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种集中决策，强势管理者的出现一方面有弊端，但是一方面也能够看到这种决策的，由个人决策，一个人去，更多地集中决策所带来的效率。

曾子墨：的确一言堂会有它的弊病，缺乏民主的支持的话可能会导致某些问题的出现，但是对于褚时健来说，像这样能人式的管理，是当时的国企所出现的一种必然的趋势呢，还是说褚时健他可能对于当时的，像红塔这样的国企，也只是一个偶然的成功？

剧：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根据我们的研究，后来一些成功的国企的改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这是一个，成为咱们这些年来国企改革一个最最显著的标志。

解说：我们在新寨寻找褚时健的住处。开进山顶的院子，远远看见一对老年夫妇搀扶着行走，那位瘦削的老人就是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我们迎过去，但老人无意接受采访，他说现在的果园都交给儿子，他不想再谈什么。然后指着另一个山头告诉我们，前一天褚时健还打电话让他过去坐坐，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要回玉溪。

从外面望去，褚时佐的家陈设简单，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写着公司名称。离开时，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一张宣传单。他告诉我们，这里属于褚时佐，是高原公司，褚时健在对面的山上，他的公司叫金泰。

从褚时佐家出发，大概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另一个山头，这里也有一个院子，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褚时健是否还在这山上呢？

记着：您是在这承包果园的呀？

我在这里给他们干活，你们来干什么？

记着：我们来找那个褚时健。

褚时健不在，他回去了。

记着：他在这住哪呀？

就住在这个房子里。

解说：这里果然是褚时健的住处，我们在楼里走了一圈，公司各种岗位的门牌都很齐全，布置简单，连单独的卫生间都没有。

1995年褚时健被一封举报信送进监狱

1995年褚时健被一封举报信送进监狱，四年后，因为空前的贪污数额，他被判无期徒刑。褚时健后来供述，贪污是因为新总裁要来接任，自己也苦了一辈子，不能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于是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当时的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如今，在投入超过1000万的果园里，褚时健的生活依旧简朴。

张国华：比较朴素，也比较能吃苦，就是这样的，我们都一块儿吃嘛，跟职工一块儿吃。

记者：他也跟职工一块儿吃。

张国华：一块儿吃。

记者：吃饭的时候聊不聊种树的问题呢？

张国华：他心里明白得很，他不多讲话现在。

记者：话不多。

张国华：话不多，他也许是这样的吧，也许是熟朋友才会说一些嘛，因为他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情况。

解说：张国华评价褚时健是种果树的内行。据说他每月都要往返与果园和玉溪的家两三次，还常常看关于果树种植的书。在褚时健住处的门口，我们见到了一位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