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大家对褚时健的评价怎么样。

果农：只说钱是正宗的好拿，像一般的，外面，你要说老板呀，你结一下帐，你要说，你要要才能要得来钱，但是这个人就不用要，讲信用，这一点还是算高的。

子墨：褚时健模式的管理方式效果明显吗，对企业的业绩有多大的帮助？

剧：这个业绩应该说它对企业员工工资的提高，对于当地政府税收的贡献，当时他所做的成绩跟现在的企业来比较的话，那么毫不逊色。

解说：当年，褚时健为了保证烟厂的原料供给，大力发动农民种烟，翻阅当时的资料，我们发现，为了提供烟农积极性，他制定了明确而清晰的奖励制度，还购买优质肥料，再用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那时，云贵高原出现家家户户种烤烟、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局面。1986年，烟农们提供的上等烟叶比例已经高达36%，突破了全国最高记录。很多农民也因此致富。

李德春：在这里只是执行，不能说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不能在这谈，只要他说，你这几天干什么，或者这一片树叫你砍，你就砍，只能是执行，不能说，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没有这种说法。

记者：给你们的任务总的来说辛不辛苦？

李德春：辛苦吧。一个月给你请一个人两天的假，请不完又不给你钱，如果你请超过了要扣钱。

记者：扣多少？

李德春：五十。

解说：初到烟厂，褚时健就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很快让烟厂变了一个样儿。像管理工人一样管理果农，奖惩分明，虽然他们略有抱怨，但是毕竟在这里劳动，夫妻俩一年能挣一万元多，而当地农民人均总收入才刚突破6000元。

无论是让农民种烟还是种果树，褚时健都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但是，当年他作为一个大型国企的领导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激励。审判时褚时健回忆，他的收入一直处于工人奖励的平均水平。十年前的他工资是92元，月总收入才110元。十年后，厂子搞好了，他的月收入总共有1000元。但是红塔的利税平均年增长却超过82亿元。

制度化的管理是红塔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它的腾飞关键还在于1986年的体制突破。那一年，褚时健争取到了兼任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烟草专卖局局长的机会。按当时的体制，烟草公司只负责烟叶生产，烟厂只能生产卷烟，销售则由烟草专卖局负责，供、产、销相互割裂的。褚时健利用身兼三职的优势，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第一家产供销一条龙的企业。两年以后，国家放开名烟的零售价，红塔山脱颖而出。

解说：夕阳西下，果农们陆续收工回家，他们告诉我们，褚时健平时住在他的另一个山头新寨，我们期待着第二天能去那里拜访他。

繁华逝去 晚年的转身给褚时健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褚时健把默默无闻玉溪卷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但是在这里，褚时健也集中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话被形容为“圣旨”，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据说有烟厂请他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了厂外很远。如今，繁华逝去、回归土地，这晚年的转身给褚时健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解说：颠簸的山路伴着橙子花开的香味，褚时健承包的另一个山头叫新寨，据说他和他弟弟褚时佐都住在山顶。在当地老百姓看来，沿山开路、还要在山顶修房子，这是很大的手笔。老村长白文贵和褚时健打过交道，他们把褚时健和他的弟弟褚时佐称为“两褚”。

记者：“两褚”什么时候来看的这个地，觉得这个地不错。

白文贵：也就是2002年，2001年他们来调查过，来考察过，“大褚”在我们这儿，以前是戛洒糖厂待过，他对这些山比较熟悉，他看中新寨梁子比较肥沃，他就来搞这种。

记者：他原来是做烟的嘛，他怎么了解农业呢？

白文贵：他弟弟褚时佐懂农业，他是在腰街农场搞过这种果树，养鱼养猪这些他都相当精通，褚时佐，他是通过他的弟弟，后来他哥投资，他弟弟就专门来操这份心。而且现在分家了嘛。

记者：最开始两家是一块做的，是一个公司。

白文贵：嗯，现在分家了，原来（褚时健）是说给他兄弟干，连硬寨梁子都已经征过来了，院子太大了，他兄弟招呼不来，承受不了，就他哥哥一起来整了。

解说：按照白文贵的回忆，褚时健承包的这个山头是和水塘镇政府签订了30年的合同，每年土地承包费24万多元。果园发展中，当地村民也得到了收益。

记者：他对这个村子有什么好处吗？他们承包这个山。

白文贵：我们有效益，来劳动，来做小工，来打工，可以发展我们周边这些果民。

记者：大概有哪些人受益了？你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