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是所有声音都是一致的。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在艾滋病问题下面的一些小组形成的网络，不是同性恋社群的网络。“很多志愿者小组，都是应艾滋病而生，也可能因为艾滋病资金问题而灭。”

郭雅琦焦虑同性恋志愿小组已经在同性恋社群之上形成了另外一个圈子，“它们并不能代表同性恋社群本身。”

万延海则抱怨被排挤在外，“要建立一个联盟机制，最基本应该透明吧？恰恰我们这个机构没被邀请。”

另一个邀请函估计他也还没有收到。今年是张北川创办的《朋友通信》十周年，项目组准备10月份在北京召开一个大型庆典，全国各地一些有影响力的同性恋组织早已受邀参加。

中国同性恋社群里的专家、活动家、志愿者、艾滋病感染者齐聚一堂，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有组织化的迹象在里面。

“不论怎么说，中国同性恋社群的组织化，是个大趋势，”张北川说，“这种大趋势将随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很难突破公民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同性恋“出水”记

●1989年，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同年，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原中国健康研究所的所长陈秉中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沙龙。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

●1997年夏天，几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中国和外国男女同性恋者开会讨论建立了“BP机同志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

●1998年8月，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24岁的英语系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广州同志。

●1998年秋天，北京同志热线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同性恋社群开始走进现实。

●1999年初，一对同性恋恋人大K小K在厦门建立爱白网。

●2005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200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MSM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后酝酿建立中国同性恋联盟。（来源：南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