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同志”破茧见光

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建立，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与两位社会学家不同，张北川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是因为一个人的遭遇。按照他的说法，1988年，他在医学院的启蒙老师因同性恋身份暴露，招来诸多批判。当日他目睹了“这位优秀的老教授在楼顶上嚎啕大哭，一度想跳楼自杀后”，决定用科学寻找答案。1994年出版的《同性爱》则奠定了中国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基础。

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张北川位于青岛黄台路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老教授———秦士德先生。秦教授已经70多岁了，他的同性伴侣也在4年前去世，往事重提，老人倒是十分豁达和从容。一位记者问道，“秦老师，你一生过得幸福吗？”他回答说，“我是幸福的，我的一生是按着我的意愿生活。”

然而，在1997年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同性恋者敢站出来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当年夏天，几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中国和外国男女同性恋者开会讨论建立了“BP机同志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它的作用就是告诉隐蔽中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98年，热线号码在广州《希望》杂志上公布之后，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而张北川创办的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也开始运作，并于第二年年初正式发行。从最初的几千册到如今的近2万册，涵盖了全国53个城市的同性恋者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这为日后形成的数量庞杂的志愿者小组夯实了基础。

这一年，大洋彼岸的英国银行家马丁哥顿开始对张北川捐赠。而当时这位皮肤科大夫却战战兢兢将钱存起来，不敢动用一分一毫。直到2002年，他用这些钱，资助全国各省会城市有“公益心、愿意干事的Gay”成立了15个志愿者小组。在中国同性恋社群中，这也是比较认可的早期的同性社区网络。

“实际上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是功不可没的，”张北川说，“这个人叫陈秉中，是原中国健康研究所的所长，原来是卫生部的一个副司长，他挑起了一杆旗。”

翻阅历史，陈秉中也是被现在社会所忘却的一个人。1992年11月22日下午，他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

1993年，在他主编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陈秉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同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章，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有关同性恋人权的保障问题。

文章发表后，当年8月20日，59岁的陈秉中接到了卫生部下达的退休决定书。紧接着，中国健康研究所又接到上级命令，向全国各地发函紧急回收刊登“同性恋”文章的第8期杂志。

在陈秉中离开岗位的第二天，他“最重要”的下属———万延海也被勒令搬离宿舍。这位年轻的体制内的医生，离开之后，在磕磕碰碰中，创办了北京爱知行项目。并利用从媒体朋友那里得来的信息，做成简报，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同性恋聚集地分发，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同性恋志愿者网络。

第二年，当张北川的专著《同性爱》出版后，他们碰头了，万延海感慨说，如果这本书早一年出来该多好啊。因为在当时，他们还找不到同性恋的理论依据。

“这也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同性恋话题还是个禁区，”现在的万延海，已经是中国同性恋社区里的知名人物。由他创办的北京爱知行项目，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和张北川的《朋友通信》项目，相互辉映，一直是中国同性恋运动中的中坚力量。顺着这两股力量，其间蔓延了中国早期更多的同性恋志愿者小组。

而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志愿者小组的兴起，他们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龃龉的乱局中。

同性恋社群初现端倪

1999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比这早一年，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秘密召开

接下来，艾滋病的蔓延，打破了政府与同性恋社区之间的壁垒，并最终将他们纳入到整个艾滋病防控体系当中。

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另据卫生部门报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48%是与男人有过性交关系的男人。1998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已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3340万人。据卫生部门公布，中国国内的携带者已达30万-40万人以上。

张北川记忆中，政府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同性恋社群，是在1998年12月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艾滋病干预措施（国际）研讨会上。他受邀做了关于Gay的发言，来自天津的童戈则在那次会议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而，这次会议之后，事情又基本上处于一个静止状态。

直到1999年第131届香山科学会议召开。这是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在1993年创办的一个“研究前沿问题”的制度性会议，所谓制度性，即在香山饭店设一个常设机构。由数名中国科学院的教授负责，并记录每次会议。通过他们的侧面观察，给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形成一份报告。

张北川和来自青岛的“同性恋者”代表在会议上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由童戈等人起草的《我们的希望与期待》提交到卫生部部长手中，这是第一份让政府承认同性恋社群在预防艾滋病中作为志愿者的文件。

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鲜为人知的是，比这早一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同性恋社群开始走进现实。1998年秋天，北京同性恋者热线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会址是在香山大觉寺内。

参与并组织了这次会议的甄理回忆说，“香山大觉寺会议的背后，是两个香港人———周华山和卢健雄的身影。”

在“万马齐喑”年代，香港始终是内地“同性恋者”遥望的“圣地”。“同志”用于称呼同性恋者正是从香港传进来的。1998年和1999年，香港同性恋社团召开的两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已经出现了内地同性恋代表的身影。甄理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同性恋社群最为活跃。周华山和卢健雄两人功不可没。

这年秋天，周华山和卢健雄联系上“BP机同志热线”，通过热线早年铺开的网络，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同性恋者，在北京香山大觉寺召开了秘密会议，分享香港的同性恋社区发动经验。而至今活跃在同性恋社区的，有相当部分人曾参与过这次会议。

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是:此时，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酒吧、歌舞厅的出现，丰富并冲击了“点”的形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告诉记者，他和“同志”们，以约定聚会的方式，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同志”酒吧。比如三里屯的“CityBar”和“HalfandHa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