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预兆在重庆已经发生。重庆彩虹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周生健向记者证实，2007年重庆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检出率为14%，今年实际上还会更多，而成都也超过了10%.
在离开重庆时，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Gay（男同性恋者）拉着记者的手说，“拜托你一定要呼吁，已经很严重了，其实我是知道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有人得那种病。”
“一般说来5%就已难以控制了，”张北川解释说，“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好些年了，这么多志愿者小组，事情也都在做，但形势却非常严峻。”
“告诉他们如何防治，更甚于抽血检验，”江华说，“检测前的咨询，往往被忽略了，而检测之后，只给一个结果，所有事情都完结了。”
在青岛，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互助组织，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写给市长和卫生局长的一封控诉信:“青岛市CDC仅是在发现HIV感染后对感染者进行告知和感染因素调查，没有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感染者进行随访，未提供治疗知识和健康咨询，也不为感染者提供交流和分享治疗经验的平台。”
“CDC不可能像同性恋组织那样，为社区尽心做事，他们要的只是检测数据。而志愿者小组之间又狼牙交错，为了争夺资源，彼此倾轧，”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大多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是在干一件事———拉人抽血，”
“纪安德”的前身正是“BP机同志热线”。2002年，创立热线的元老转向中国女同性恋运动，由于没有“艾滋病”这样招摇的旗号，中国的女同性恋运动，尚在艰难起步中。
但即便最苛刻的批评者（比如甄理）也承认，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项目培训、考察交流，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之间，往来频繁，而且意见趋向统一，“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基金乱局
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摩擦、指责、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
“混乱是有根源的，追根溯源，可以很清楚看到四股金钱的流向。”甄理悠闲地坐在办公室说。早年活跃的他，从2002年后就脱离了同性恋组织之间的纷争，他现在的身份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公民社会项目协调专员。啜了口茶，他说，“乱源是:张北川的福特基金、杜聪的智行基金、万延海从国外带回的基金以及通过官方渠道的国际基金。”
中国同性恋社群浮出水面并走向组织化的过程，其动力也正是这些“乱源”。这次采访，恰逢《朋友通信》十周年。十年对于张北川来说，或许是满头青丝到银发的变化，但对于中国同性恋者们来说，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他们吸取到了养分、力量，并且茁壮成长。
另一股“乱源”来自万延海，这位年轻的医生，在早年干了件“极不光彩”的事———让公安局去抓捕同性恋者来配合研究，这使得他成名之后仍被人诟病。
但在此之后，他却“因从事同性恋运动”也被公安局短暂关押，他因此感到愤怒，并先后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看到了网络带来的神奇变化。
2005年，再次从美国回来的万延海带回了大量资金，他说，“基本上，今后做同性恋社群活动，自己不用挨饿了。”接下来又强调说，“国外各种基金会纷纷找上门来的。”
在张北川的叙述中，有了钱的“万医生”，工作作风发生了变化，扶持一派志愿者打倒另一派志愿者，他想控制社区，“举民主之旗，行独裁之事，”张北川说。
“这样的话无需辩驳，你只要看看，在这个人群当中，谁在实实在在做事，谁在夸夸其谈，”万延海反驳说，“我们发放的安全套是最多的，我们发放的心理学的读本、法律的读本是最多的。中国女同性恋的整个运动的发展，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是我们。”
两位在90年代初结识的同性恋社群专家，聊到彼此，时常龃龉相向。
事实上，基金乱象是表，内在的原因在于各种基金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以及缺乏真心真意为同性恋社群做事的人，甄理评价说。
2005年3月，香港智行基金会在内地开展工作三年后，张北川向联合国举报
联盟，大势所趋？
“建立一个类似于联盟的制度，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同时也调解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各种乱象，在表达一种缺陷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告诉你，这个圈子有多繁荣。张北川说，大浪淘沙，终有时候。
但有时候，靠自然的进化到达自滤难以实现，或者说相当漫长。“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去与别人分享什么。”在2004年，一批民间组织准备在西安发起成立联盟（当时叫协作组），正当这些活跃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开始商议如何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时，因为资金突然撤走而搁置。
今年7月份，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后旧事重提。他们认为，中国同性恋运动发展到现阶段，（成立联盟）正是时候，有着很坚实的基础了。
在采访中，不止一个跟CDC合作的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在聊完以“抽血检验为指标”的工作后，私底下对记者说，“我们在跟CDC合作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做同性恋社群的能力建设，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更纯粹些，毕竟，艾滋病防治不是同性恋社群的全部。”
这种“私心”在南京会议上更为明显，成都同志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冬介绍说，“南京会议本来也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召开的一个官方性质的会议，是在会议之后，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坐在一起，商议建立一个类似于联盟的制度，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同时也调解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王晓冬负责起草联盟的制度章程。记者在成都和他碰面时，这位执笔人有些尴尬:“其实，到现在也没底，还没开始起草。”
“乱象皆因资源而生，这个联盟应该不会去插手资源的分配，只是去调查志愿者小组之间纷争的经过，然后形成报告，也不评判，事实摆在那里，是是非非一目了然，”王晓冬设想说，“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做好防治艾滋病工作。”
而此前据媒体报道，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会长戴志澄也曾表示，同志运动组织化是必然趋势，一方面政策允许，另一方面有国内外大量防治艾滋病项目的支持。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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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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