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春光乍泄20年

中山，一对手牵手的同性恋者。本报记者韩涛摄

北京，位于二环附近的一套复式楼内，灯光是橘黄色的，一对年轻的Gay（男同性恋者）刚刚在这里举办了婚礼，宾客的祝福还贴在墙上。来自美国的两位市长赶来参加庆典。西好莱坞市市长JohnDuran带去了他相恋九年的男友，他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John拍着男友的肩膀说，“九年以来，我们有时候吵架，有时候争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同意对方，但是我们的爱让我们每天在一起。”他希望今晚的新人也能相伴到永远。

不过，除了追求自身幸福、平等（比如同性婚姻）的权利，中国同性恋社群组织化也日益明显，并且将成为此后的主题。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推测，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万-4800万，“互联网把他们推到现实中并组织起来，”中国知名的同性恋网站爱白网负责人冰蓝说，“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而艾滋病干预专家、马丁奖得主张北川教授介绍说，“现实中，同性恋社群组织数量也非常庞大。打着艾滋病防治旗号做事的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就有300多家”。20年前，他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今年7月，张北川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全国100多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碰头，性情高涨，并商议成立一个制度化的联盟，“用来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协调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锐化的矛盾。”

“这是中国同性恋社群从匿名的虚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进程，”张北川说，编织于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网络已经浮现。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清楚中国同性恋社群发展历史的人士来说，则有了一份担忧。

启蒙时代的地下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点”的活动星罗棋布。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

“中国同性恋的社群形态始于‘文革’。一切正常的伦理秩序破坏了，熟人之间不可信任，转而到陌生人中间去，于是同性恋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隐秘活动出口———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随着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种类型的户外场所，很快成为约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动基地，俗称为‘点’。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点’的活动便星罗棋布了。”

58岁的童戈坐在家中，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他说，“沿着海河两边，从下游的刘庄浮桥一直溯游而上，到上游的金刚公园，两边所有的公厕和在延伸线以外的公厕、公园都是他们的聚集点。”

童戈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早期，他以“童戈”为笔名写同性恋小说。2004年之后，因为不想做“被人研究的小白鼠”，转而研究“自己”。当两本厚厚的专著《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和《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出版后，他成了同性恋社群的专家学者。

他观察到，当时在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域，“点”的分布已非常密集，成为城市中同性性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北京为例:从北京站出发，再往前———崇文门三角地，再往前———台基厂，再往前———贵宾楼，再往前———南十字，再往前———到了天安门，其东西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正是著名的“东宫西宫”（因一部由王小波编剧，张元执导的同名同性恋题材影片而出名）。然而路线并不到此为止，直拐往前走，前门过去，还有一个大花坛。这方圆一公里内，到处可觅同性恋的聚会场所。

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8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而此时，经历过“文革”的一些知识青年重新走入学界后，试图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社会问题。

1989年，国内发生了几件事情: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后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好奇心，继而与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王小波合作开始了对同性恋的调查；在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也开始了《同性爱》的写作。

这些表面看似孤立的事情，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方向———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