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戈:农民工中的男男性活动非常活跃
2009年01月02日 11:11凤凰网专稿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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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恋:春光乍泄20年

中山,一对手牵手的同性恋者。本报记者韩涛摄

北京,位于二环附近的一套复式楼内,灯光是橘黄色的,一对年轻的Gay(男同性恋者)刚刚在这里举办了婚礼,宾客的祝福还贴在墙上。来自美国的两位市长赶来参加庆典。西好莱坞市市长JohnDuran带去了他相恋九年的男友,他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John拍着男友的肩膀说,“九年以来,我们有时候吵架,有时候争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同意对方,但是我们的爱让我们每天在一起。”他希望今晚的新人也能相伴到永远。

不过,除了追求自身幸福、平等(比如同性婚姻)的权利,中国同性恋社群组织化也日益明显,并且将成为此后的主题。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推测,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万-4800万,“互联网把他们推到现实中并组织起来,”中国知名的同性恋网站爱白网负责人冰蓝说,“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而艾滋病干预专家、马丁奖得主张北川教授介绍说,“现实中,同性恋社群组织数量也非常庞大。打着艾滋病防治旗号做事的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就有300多家”。20年前,他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今年7月,张北川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全国100多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碰头,性情高涨,并商议成立一个制度化的联盟,“用来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协调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锐化的矛盾。”

“这是中国同性恋社群从匿名的虚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进程,”张北川说,编织于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网络已经浮现。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清楚中国同性恋社群发展历史的人士来说,则有了一份担忧。

启蒙时代的地下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点”的活动星罗棋布。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

“中国同性恋的社群形态始于‘文革’。一切正常的伦理秩序破坏了,熟人之间不可信任,转而到陌生人中间去,于是同性恋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隐秘活动出口———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随着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种类型的户外场所,很快成为约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动基地,俗称为‘点’。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点’的活动便星罗棋布了。”

58岁的童戈坐在家中,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他说,“沿着海河两边,从下游的刘庄浮桥一直溯游而上,到上游的金刚公园,两边所有的公厕和在延伸线以外的公厕、公园都是他们的聚集点。”

童戈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早期,他以“童戈”为笔名写同性恋小说。2004年之后,因为不想做“被人研究的小白鼠”,转而研究“自己”。当两本厚厚的专著《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和《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出版后,他成了同性恋社群的专家学者。

他观察到,当时在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域,“点”的分布已非常密集,成为城市中同性性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北京为例:从北京站出发,再往前———崇文门三角地,再往前———台基厂,再往前———贵宾楼,再往前———南十字,再往前———到了天安门,其东西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正是著名的“东宫西宫”(因一部由王小波编剧,张元执导的同名同性恋题材影片而出名)。然而路线并不到此为止,直拐往前走,前门过去,还有一个大花坛。这方圆一公里内,到处可觅同性恋的聚会场所。

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8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而此时,经历过“文革”的一些知识青年重新走入学界后,试图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社会问题。

1989年,国内发生了几件事情: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后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好奇心,继而与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王小波合作开始了对同性恋的调查;在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也开始了《同性爱》的写作。

这些表面看似孤立的事情,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方向———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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