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兼爱和仁爱这两者之间的爱，其实它们并没有在同一个交锋点上，仁爱是适合于家庭这样一种一级团体的，而兼爱是适合于墨子这样一个巨子制的一个团队里边。我觉得当时他们在辩论的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儒家和墨家对爱的问题上的一些差异，我想我们把这个问题讨论拿到现实社会上来。我们现在总是会感觉到，中国人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在国内过日子的时候，缺少礼貌，高声喧哗，随地吐痰等等等等。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很惊讶，觉得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怎么会这样呢？我不认为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拙劣，而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中国人的思维当中缺少公共空间，也就是说他们的情感投入更多的是家庭，或者从忠的角度，朝廷。忠孝，两个概念嘛，忠孝两全。他们的思维总是在情感投入和信仰投入，要么家庭要么朝廷，在这两方面，公共空间是没有，公共空间没有的话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譬如我经常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给我讲天下大事，都懂。这个人不应该绞刑，那个人不应该发生战争，都非常非常的滚瓜烂熟，而且也充满道义。但是，很可能就是把车摇下来，吐一口痰以后，骂一个走的比较慢的老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口痰没吐在他家门口，这个老人不是他父亲，不是他叔叔，也不是他们单位的官员，他倒不完全从势利的角度，就是在他情感投入的范围之外。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兼爱和有等差之爱的时候呢，我们产生了一个中国传统思维和现实思维，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中国人确实把情感太多的局限在自己家庭和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所以人际关系永远是中国第一哲学。你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出于本能的要去帮助，被帮助人都觉得很惊讶，怎么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如果这个是女士就要怀疑你有没有坏的动机，如果我比较有钱要怀疑你是不是对我的钱包产生兴趣，等等等等，有大量的防范。这个呢是一个成果，是一个有等差的爱，或者说爱完全从一个小范围出发，所造成现在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还不能说是中国人素质差，是对公共空间的不关注。

对素昧平生、没有关系网络、没有血缘关系的这种爱由衷的产生，对中华文明来说，有一点难度，所以剑桥才子罗素在中国，1920年在中国，呆了九个月以后，当时赵元任先生问他，你讲中国那么多好话，我想问你中国到底有什么缺点？他讲了几个缺点，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对他人的灾难都有一点暗暗自喜。他讲了这么一个，这个听了以后觉得真是有一点问题啊，就是对别人的灾难、冷漠可以，但是有一点暗暗的自喜，被罗素看出来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虽然会心理不好受，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一个非常热爱中国的罗素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上了。就是对于他人这个概念，就是是在血缘之外的，是在亲属关系之外的，是在朋友关系之外的。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案件，其实都和这个人际网络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过头去想墨子的话，他兼爱这个兼字，就像西方文明当中博爱这个博字一样，他确实提出了一种理想和信仰，我很同意。就是孔子他们很聪明的，从人的某种本性上来考虑，从血缘上来建立一种爱的合理性。而墨子呢，他一个兼字，一个博字，和外国的博字一样，加在一起，其实就构想出了一种，爱可能是一种信仰，可能是一种理想。所以如果要问我的话，爱当然有它本能的一方面。有它本能的一方面，但是我更愿意把爱看成一种信仰，我们这个民族如果说现在需要讨论，需要缺少的。我觉得，兼爱思维的信仰淡薄了，这是一种可惜。所以我就觉得讨论兼爱，和讨论有等差的爱这一点，牵扯到中国国民性遗留到今天的某一种反思了。

前面的讨论使我们明白，记忆墨子，首先是要记住他的第一主张，那就是两个大字“兼爱”，这本来是两个中国字，却在很长时间内被中国忘却了。墨子还有第二主张，也是两个字，叫“非攻”，我们已经回忆过他实践这一主张的很多故事，其实非攻的思想价值是普遍的，也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