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你比如说,就是人不要搞告密的活动,这个其实在文革之后,这个观念我们就又树立起来了,很有意思。文革之后批判四人帮的时候,有一个词,这个词而且很有说服力,就是说小报告,这就是小报告嘛,我们认为打小报告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而且立马我想到美国得奥斯卡的电影,意大利演员演的那个瞎子,香港叫《女人香》。
窦文涛:《女人香》,我也想起那个电影。
王蒙:那就是这样,你不管告什么,他是两个学生,但是你告密者,你是抬不起头来的。那个瞎子演的可?意大利演员,张口闭口骂着街,骂告密者,给他骂得狗血喷头。
窦文涛:他那个是怎么回事吗?等于几个学生一块干了坏事,最后学校非得逼着其中一个,告另几个。
王蒙:他就是死活不告密,就把他开除了。
查建英:对。
王蒙:最好的学生结果被开除了,美国社会也有这种事。
查建英:美国的小学生,从小孩开始,就我女儿她同学里边,都是有一个,就是你不管是欺负别人,还是被人欺负,都是不光彩的一件事。但是比这两者更不光彩的,就是告密,就是你受了欺负去告密,你也是怂包,这个是一个道德最底下的,所以他们做过?比如说跟咱们班会似的,每个星期,这些小孩都要,除了工作以外要互相交流思想,老师来问了,说你们都有多少人欺负过别人,然后就有几个人举手了,有多少人挨过欺负,更多的人举手了,因为还是我觉得我好像受过欺负。但是说有多少个人告过密,没有一个人举手。
王蒙:你这个讲的很好。
查建英:这个就是最恶劣的一个事情,但是据说,你刚才说的打小报告,据说现在我们的小学里边,虽然没有当年文革的那个名声,打小报告确实是臭了,但是还有另外各种形式,比如说让学生要求进步,你要当少先队,还是什么,你要汇报思想,然后这样。
窦文涛:我们曾经聊过一个新闻,在一个学校,搞这个是为了促进学生互相进步,每个礼拜选一名学生,监督另一名学生的言行,但是不告诉他是谁在监督他。
查建英:这不就是告密吗?
王蒙:这个道德上,他有这个悖论。譬如说一个刑事案件,譬如说你是政法部门的人,你是警察,或者检察院、检察官你就希望,该告的密全告了,这个案子就破了,这不很简单吗?是不是,如果说贩毒,如果是贪污集团,咱们眼前的例子多的很。你说他是应该死不说好,还是我干脆,我犯不着,他贩毒,他干吗,我是被逼的,掐着脖子给他运了一次,我当然也应该坦白,所以这里头确实有道德悖论。
但是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要说到那个阶段,我们现在想起来,我也挺渗的慌的。但是当年呢,苏联譬如说,他树立过一个少先队员的榜样。这个少先队员的榜样是怎么回事呢?他的祖父是富农,他去汇报他的富农的对党的不满,最后他被祖父给杀了。但是他祖父的行为,我不知道从道德上怎么分析他,我觉得也超过底线了,爷爷把孙子杀了,无论如何这个地线也够呛。然后他就被树立为全国的少先队员的模范,可是美国人看了以后,他一看这个故事,他听完以后,他吓得面无人色。
窦文涛:毛骨悚然。
王蒙:他说这个怎么能够?世界上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例呢?怎么能宣传这样的事例呢?美国人他这已经是80年代了,美国人见着我,就说起苏联少先队员的事,他仍然激动的浑身哆嗦,他说苏联树这个。
查建英:咱这个其实既反了西方的道德,把我们自己老祖宗的,比如说《论语》里边还是什么,也有过说的。就是说子为父为。如果要是你父亲了人,或者儿子杀了人,家里人都是不要出去告的,这两个好像意义更大。
王蒙:这个觉得,咱们国家的刑法规定,如果要是帮着隐匿,或者拒绝坦白的话,有胁从罪,或者还有更重的罪,我这个法律不是很清楚。
窦文涛:包庇。
王蒙:但是据说韩国的法律,因为韩国有学儒家。韩国的法律规定,就是对于属于这种亲子关系,或者夫妻关系,你们没有任何的义务包庇他,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窦文涛:我好像听说过这么一回事。
王蒙:我相信贵台一定有懂韩国法律的人。
窦文涛:没错。
查建英:把咱们传统给接过去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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